200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館聯合組成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第一期考古發掘,揭露出大批與宋、元、明三代造紙工藝有關的遺跡,而且時代順序清楚,功能相互關聯,幾乎可以完整再現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記“造竹紙”有關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更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10月至12月進行的第二期考古發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弄清了造紙作坊遺址的整體布局狀況、造紙型水碓的形態演變,完善了明代造紙作坊遺址的工藝流程,新發現了元代抄紙房遺跡,進一步證實了華林造紙作坊始建于宋代,并對華林古代造紙的規模與商貿路線有了詳細的了解。據介紹,在福紙廟作坊區650平方米范圍內,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各類與造紙相關的遺跡共28個,在周嶺村清理水碓遺跡7座,西溪村清理水碓遺跡7座,這是目前我國發現造紙遺跡多的遺址。專家稱,華林造紙作坊遺址的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南宋時期,這無疑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早的造紙遺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高安市博物館聯合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宋代至明代時期水碓16處、漚竹麻坑20多處、槽房10多處以及蒸煮、拌料、漂洗、槌打臺、燒灰坑等造紙作坊遺跡;出土了宋代至明代青白瓷、青瓷、青花瓷、黑釉瓷、白釉瓷等幾百件瓷器;還出土了宋代銅錢,元代銅鏡、銅盂、石硯,明代燭臺等大批文物。為進一步揭示和論證其價值,高安市召開華林古代造紙作坊遺址專家論證會。
2005年,位于宜春高安市華林風景名勝區管委會東溪行政村的周嶺村,江西省第三次全省文物普查正在進行。負責此次普查的高安市博物館工作人員在周嶺村的山間梯田里,共調查發現了16座水碓遺址。水碓,是一種從西漢末年開始出現的利用水力舂米的石具。在偏僻的周嶺村發現如此密集的水碓遺址,這引起了考古調查人員的密切關注。為了弄清這16座水碓遺址的用途與年代,同時也為配合2007年4月開始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07年9月至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館聯合組成考古隊,進駐周嶺村,對水碓遺址展開了深入的調查和試掘。2009年10~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館聯合組成考古隊,對華林造紙作坊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面積700多平方米。此次發掘發現了宋代至明代時期水碓9處、漚竹麻坑10多處、槽房10多處以及蒸煮、拌料、漂洗、槌打臺、燒灰坑等造紙作坊遺跡,還出土了宋代至明代青白瓷、青瓷、青花瓷、黑釉瓷、白釉瓷等文物百余件。
除在石腦頭溪兩岸清理7座舂打竹麻的水碓外,還在福紙廟作坊發掘區揭露出宋代的漚竹麻坑、陶引水管和燒灰料的灰坑;元代的漚竹麻坑和抄紙坊;明代的漚竹麻坑和燒灰料的灰坑、蒸煮竹麻的大片燒土塊、曬料與拌灰的工作臺、堆放石灰的混砂土以及漚竹麻坑的尾砂坑等與古代造紙工藝有關的遺跡。此外,還有一些擋土墻、排水溝和柱洞、柱礎等房屋遺跡。其中宋代漚竹麻坑(H7)為不規則長方形土坑,南北長4.2、東西寬2.1、深0.3米。東壁較清楚,南、西、北面遭到部分破壞。H7應是遺址中早的漚竹麻坑遺跡。元代漚竹麻坑(H3)僅殘余一段半月形的石砌坑壁。但從所處位置分析,H3是在宋代漚竹麻坑H7的基礎上加以改建和擴建形成的。明代漚竹麻坑(F1)為長方形石砌水池,長11.45、寬1.53、深0.5米。水池被石墻分隔為南段和北段,但有水溝相通。 1號水碓呈南北向。水車池用石塊壘砌,長方形,內空長2.7、寬1.9米。東側和西側邊墻的最上一層是麻石質長條形石梁,中間相對處留有一承放水車輪軸的卯窩;南墻的最上一層也是麻石質長條形石梁,留有兩組承裝碓桿的榫卯,說明這處水碓是一車帶兩碓桿的結構。1號水碓據最底層出土遺物,其廢棄時代可能為明代中晚期。7座水碓的大小和布局基本相同。但在工作間正對碓桿位置、承接碓頭打擊的部位,結構可分為三類:1號與3號水碓是安放1個石臼和1塊帶有凹窩的長方形石板;2號水碓安放的是兩個石臼;4~7號水碓則安放2塊石板。帶石板類型的水碓專門用于造紙。而1、3號兩個安放1個石臼、1塊石板的水碓,其用途為加工糧食或紙漿。
華林造紙作坊遺址是我國發現的時代早的一處造竹紙的作坊遺址。它的發現,對探討造紙術的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發掘出的明代造紙作坊遺跡,基本上反映了從伐竹到制漿的造紙工藝流程,可再現《天工開物》中“造竹紙”之“新竹漂塘”和“煮楻足火”的情景。這為研究明代中國南方先進的竹紙制造工藝及探尋明代西山造紙官局所轄紙廠的生產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
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張忠培到周嶺村實地考察后說,過去我國考古只發現過古代的紙張,還沒有發掘過造紙的遺址,現在在華林發掘出古代造紙作坊遺址,在全國這是第一次,是我國考古學的新發現,開創了科技考古的一個新領域。中國造紙學會理事長、紙史委員會主任陳思亮說,這對探討我國造紙術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