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的父親亨利·戴高樂出身于一個法學知識分子家庭，是一位文學和歷史教師。戴高樂在他后來的《戰爭回憶錄》里面寫道：“我的父親是個有見解、有學問、思想正統、視法蘭西尊嚴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讓我對歷史產生了興趣。”德雷福斯事件時，亨利·戴高樂堅信這位被指控犯下叛國罪的上尉實屬無辜，在他當時的圈子內十分罕見。戴高樂的母親讓娜·瑪約出身于北部工業資產階級家庭。年輕的戴高樂在巴黎和比利時的宗教學校讀書，成績優秀。1908年，他選擇了從事軍職，并進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中學讀書，以準備參加圣西爾軍校的入學考試。
1909年，他被圣西爾軍校錄取，與未來的朱安元帥為同窗。軍校的學生首先應了解軍隊，于是戴高樂選擇了步兵，認為步兵在戰爭中最直接接受戰火的洗禮，因此最具有“軍事”味道。于是，他來到駐阿拉斯的第33步兵團，在當時的貝當上校手下擔任學生軍官。1912年9月，戴高樂從軍校畢業，考試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評語是：“一個未來的優秀軍官”。畢業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團。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戴高樂在駐扎在東北部的朗熱扎克第五軍作戰。8月15日，他在迪南受傷，被撤離前線送進醫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戰場。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爾—雷斯依爾呂斯戰役中第二次受傷。傷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團，擔任連長，隨后擔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奧蒙的凡爾登戰役中他第三次受傷，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氣昏迷，被戰友認為以身殉國而留在戰場，并受全軍通令表彰。在被敵軍巡邏部隊發現后，他被送至馬揚斯醫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國的奧斯納布呂克戰俘營。
戴高樂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三十二個月的監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關在奧斯納布呂克、奈斯和斯庫辛戰俘營，從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爾斯塔特要塞，1917年7月在羅森伯格監獄，1917年10月在巴索軍事監獄，1918年5月來到塢爾茲伯格監獄，從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馬德伯格監獄。他在獄中結識了卡特魯上校、記者拉米·魯特和未來的蘇聯紅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他沒有在獄中虛度光陰，通過閱讀大量書刊加深了對德國的了解。在戰俘營里，他就戰爭進展形勢多次舉辦戰略和地緣政治講座。身為上尉的戴高樂不甘心做俘虜。他曾多次試圖逃跑重返前線。但他五次越獄，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關進堡壘或懲罰營。
1918年戰爭結束之后他終于返回家鄉，但后他又重上戰場。這一次，他是作為志愿者在波蘭執行軍事任務，從1919年至1921年間幫助年輕的波蘭軍隊與蘇聯紅軍作戰，并大獲全勝。回國后，1921年4月6日，他與伊馮娜·旺德魯結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兒子菲利普。當時他在圣西爾軍校任講師，1922年考入高等軍事學院。1924年他先后在特雷夫和駐萊茵河馬揚斯的法國軍隊參謀部實習。5月15日，他的女兒伊麗莎白出世。
1925年戴高樂在貝當的參謀部擔任最高戰爭委員會副主席。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營長。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兒安娜出世。1929年戴高樂被調往地中海東岸地區，與他的家人在貝魯特度過兩年。1931年，他在巴黎的國防部總秘書處任職。在此期間，在貝當的許可和支持下，他發表了許多文章，并在軍事學院舉行了多次報告會。他的獨立思想逐漸顯示出來，并提出軍隊首領應該具有“行動果敢”和“有個性”的素質。戴高樂認為有必要進行軍隊改革，并對軍隊與政治的關系進行思索。在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中，他強調政治應優先于軍事。在1932年出版的《劍刃》一書中，他強調了培養軍事首領和進行戰時分析的重要性。1934年，他寫成《建立職業軍》，在書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結合機動能力和毀滅性火力，既能夠主動出擊、又能夠出奇制勝的裝甲師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應該成立一支職業軍隊，與常規軍配合作戰。然而，這一設想除了得到右派議員保羅·雷諾和菲利普·塞爾的支持外，沒有得到其他人的熱烈反響。但是，在國外，尤其在德國，戴高樂提出的使用裝甲部隊的想法卻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樂經常拜會以主張改革馬奇諾防線防御戰略的埃米爾·梅耶上校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們二人的觀點都沒有被認可。
1937年，戴高樂晉升為上校，在梅茲任第507坦克團團長。1939年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時，戴高樂指揮第五集團軍坦克部隊。1940年1月，戴高樂向萊昂·勃魯姆、保羅·雷諾以及甘末林和魏剛等八十多人發出了根據他在波蘭的經驗寫成的備忘錄《機械部隊的誕生》，強調了坦克與飛機配合作戰的重要性。1940年5月10日，德國軍隊使用飛機與裝甲車雙管齊下的方法突破了法國防線，驗證了戴高樂提出的理論。隨后，戴高樂奉命指揮第四裝甲師，在蒙科爾內和拉昂大獲全勝，并于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維爾阻斷了德軍進攻。他因此受到部隊嘉獎，被稱為“勇敢果斷的杰出指揮官”。
1940年6月1日，戴高樂被拔擢為臨時準將。6月5日，當時的議會主席保羅·雷諾將其任命為國防和戰爭部副國務秘書，負責協調與英軍的行動，以繼續作戰。6月9日，他與丘吉爾會晤，并試圖勸說丘吉爾增派部隊，包括空軍部隊，但遭到拒絕。6月10日，戴高樂離開了已交到敵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奧爾良、布里亞爾和圖爾。6月16日，他從英國返回到波爾多時，得知議會主席保羅·雷諾已經辭職，由貝當接替。貝當于6月17日要求停戰。于是戴高樂被排擠出政府。
戴高樂立即返回倫敦，以準備繼續進行戰斗。貝當宣布停戰之后，戴高樂于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爾的同意下在英國廣播電臺（BBC）發出抵抗號召。在第二天報紙進行了轉載，并由播音員重新誦讀。這個與政府唱反調的將軍受到貝當政府的降級和停職處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審判，宣判為死刑。以溫斯頓·丘吉爾為首的英國政府，1940年6月28日宣布承認戴高樂為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組織的武裝力量被稱為“自由法國軍隊”。8月7日，由著名法學家勒內·卡森起草的協議得到了英國的認可。根據這份協議，自由法國軍隊在英國軍隊中不屬于外籍兵團，擁有自己的國別和獨立性。
1940年10月27日，戴高樂在布拉柴維爾成立了帝國防御委員會，但強調戰爭結束后，將由法蘭西對其一切行為進行評價。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12月7日，日本空軍襲擊美國軍事基地珍珠港。戰爭由此轉變為世界大戰。1941年9月，戴高樂為自由法國設立了一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委員會成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達阿爾及爾之后，又將其改名為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與吉羅共同主持。吉羅曾忠實于貝當，但其部隊隨后轉向自由法國軍隊。在阿爾及爾，戴高樂分配給聯合指揮部一支部隊。一年后，1944年6月3日，戴高樂被推選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
從1942年起，自由法國與內地抵抗運動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戴高樂委派讓·穆蘭在法國成立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代表所有不同黨派、工會和抵抗力量，以協調針對占領國和維希政府的斗爭，最終解放法國領土。在解放法國的戰爭中，面對盟軍，國民的團結也至關重要。盡管戴高樂作出各種保證，一些盟國仍然拒絕承認戴高樂為法國的合法代表，因為他的權利沒有來自民主選舉。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個月，臨時政府才終于被美國、蘇聯和英國三大強國承認。
戴高樂迅速地恢復了國民政府的權利。美國人本來要將解放了的法國看作是被戰勝國統治和占領的國家。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之后，他強烈要求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爾的戰略計劃則是不途經巴黎，而直接向歐洲東部進軍。
1944年6月14日，戴高樂抵達諾曼底，他在這片被解放了的法國領土上第一次發表演說。8月24日，勒克萊爾率領裝甲師解放了法國，戴高樂于8月25日重回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的戰爭部，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過的辦公室。他以此強調維希政權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國從來沒有停止存在過。隨后，他來到市政廳發表了演說，在講話中他強調了法國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8月26日，戴高樂凱旋地穿過香榭麗舍大道，巴黎民眾向他熱烈歡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國民政府成立。從1944年4月21日起恢復了選舉權的法國人民于1945年4月至5月期間首次參加了市政公民普選投票。1945年10月，即戰爭結束后的六個月，選舉出制憲議會。
任臨時政府總理的戴高樂在國家的概念和政黨的作用方面與制憲議會發生了沖突。1946年1月20日，戴高樂因為軍事貸款問題向國民議會主席費力克斯·古安提出辭職。
戴高樂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后，于1946年6月16日在貝葉發表講話。他陳述了憲法草案，即加強行政權力，權責明確分開，其實這正是第五共和國憲法的雛形。在國民議會通過了憲法提案之后，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納爾的講話中重申了他的主張。但是他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選民贊成的是國民議會法案。從此，戴高樂以反對派的身份出現。1947年4月17日，他發起了法蘭西人民聯盟，并很快吸引了許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選舉上一舉成功。法蘭西人民聯盟的目的是反對黨派的專權制度，建議憲法改革，同時反對分裂分子，即共產黨。戴高樂希望這一政治運動不成為一個黨派，而是形成一個聯盟。因此，他建議允許雙重身份，即除了共產黨以外的任何黨派的成員都可以加入到法蘭西人民聯盟當中。但這一招沒有奏效，因為傳統的黨派拒絕持有兩種身份。
在這一時期，戴高樂被禁止在廣播電視上發表講話。于是他不得不到處奔走，往返于布魯納瓦爾和斯特拉斯堡之間宣傳他的主張。但是法蘭西人民聯盟在1951年的議會選舉中沒有獲得足夠的席位，無法影響社會政策和國家制度。于是，戴高樂決定在1953年至1955年間逐步停止法蘭西人民聯盟的活動。但是這一經歷培養和動員了許多戴高樂的追隨者。
對于戴高樂來說，1955年至1958年這段時間無異于“荒漠孤煙”時期。他隱退于法國東部的小村莊科隆貝雙教堂的寓所里，在拉布瓦瑟里撰寫他的《戰爭回憶錄》。在這一段時期，他還多處游歷。1953年兩度去非洲，1956年去法屬安的列斯群島和太平洋法屬領地，1957年到達撒哈拉。他的政治生活明顯平靜，但是他仍然關注時局。每周四，戴高樂仍繼續在他的位于巴黎索爾菲利諾街的辦公室接見一些重要人物。
內閣的不穩定和第四共和國面臨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束手無策導致法國政體面臨嚴重的危機。來自各界的許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樂復出，救國家于水火。1958年5月13日，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警惕委員會在阿爾及爾號召起來反對國民解放陣線FLN。以薩朗（Salan）為首的救國委員會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樂發出呼吁。暴動規模迅速擴大，并有演變成內戰的可能。19日，戴高樂表示“準備接受共和國的委任”。5月29日，第四共和國總統勒內·科蒂向這位戴高樂發出了呼吁。6月1日，議會的553票中以329票贊成通過授權戴高樂組建新政府。于是戴高樂作為第四共和國的末任總理再度當政。議會通過授權給予戴高樂期限為六個月的特別權利，并準許其進行憲法改革。
1958年9月28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中，新憲法在法國本土以79.2%的壓倒多數被通過，并在法國殖民地（除幾內亞決定立即獨立）也得以通過。12月21日，戴高樂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和非洲、馬達加斯加法國屬地的總統，于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職。
1959年，他宣布阿爾及利亞人民享有自決權。1961年1月8日，在有關公民自決原則的全民投票中他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得到75%的贊成票。在喬治·蓬皮杜與國民解放陣線的代表進行多次非正式會談之后，開始了以阿爾及利亞國務部長路易·若克斯為代表進行的正式談判。1962年3月22日，雙方簽署埃維昂協議。協議在4月8日的法國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爾及利亞公民投票中得到通過。根據協議，阿爾及利亞可以獨立，但兩國仍將保持合作關系。與此同時，共和國總統戴高樂還將履行法國簽署1957年羅馬條約的承諾。為了能使法國于1959年1月1日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由安東那·比內進行了財政改革（新法郎將從這一天開始發行），取消了關稅壁壘，使法國的產品面向歐洲的競爭市場。
1962年8月22日被社會主義阿爾及利亞組織OAS暗殺之后，戴高樂提出采用普選方式直接選舉共和國總統。提議遭到維護傳統議會制和擔心個人權利膨脹的政界人士的強烈反對。議會對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政府被推翻。戴高樂根據憲法賦予他的權利將議會解散，并等待1962年10月28日舉行的關于改變總統選舉方式的全民投票結果，以進行新的立法選舉。最后，法國人以62.2%的大多數贊成通過了戴高樂的提議。
1965年，法國舉行了首屆總統普選。第一個七年任期結束后，他以54.8%的選票擊敗密特朗，再度當選共和國總統。在一些重大決策上，戴高樂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尋求民眾的支持。對于1962年的憲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維昂協議，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參議院改革，他都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裁決。他極力主張繼續推行第四共和國時期開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岡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戴高樂拒絕美國人的監護，逐漸將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撤出。1966年法國正式宣布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仍然是大西洋聯盟的成員國。此外，戴高樂還尋求建立一個歐洲人的歐洲，并很早就開始同聯邦德國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貝的私人寓所里接見了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1963年1月22日簽署的愛麗舍條約標志著獨立于歐洲體制的法德軸心的建立。他曾于1963年和1967年兩度拒絕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因為他認為英國是美國放在歐洲的“特洛伊木馬”。
1962年，為鞏固歐洲經濟共同體，他采取了共同農業政策，但同時在不違背羅馬條約的基礎上拒絕超國家權力。為此，他從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間執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對擴大歐洲委員會職權的反對。推行“自由獨立的政策”，即指擺脫冷戰時期形成的兩極對立，同時加強法國在全世界的地位，尋求1960年以來宣布獨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馬達加斯加地區國家，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支持。1964年，戴高樂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還到拉丁美洲國家進行訪問。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邊發表講話時，抨擊了美國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發出“自由的魁北克萬歲”的口號，強調了維護法國在北美的歷史角色，同時表達對帝國主義的反對。而且，戴高樂還注重同蘇聯及其衛星國發展友好關系，以建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的大歐洲”體系。1966年，他前往蘇聯訪問，開始了他的“緩和緊張局勢，進而達成諒解，最后進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繼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蘭訪問，1968年在羅馬尼亞進行訪問。
法國經濟結構日益走向現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人們開始對社會結構出現的問題表示不滿。法國的學潮運動從1968年3月開始。工會和左派政黨利用學生運動掀起工人總罷工。總罷工使政權在五月份期間陷入癱瘓，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動搖了政府的統治。
1968年5月24日，戴高樂對外宣布，國家應該恢復正常秩序，以維護共和國的尊嚴。街上游行示威的人群無非是烏合之眾，有極權政治的苗頭。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會和資方代表三方簽署格勒納勒協議，制定出的是一系列傳統措施。5月29日，戴高樂突然神秘失蹤，乘直升飛機不知去向，引起一片恐慌，導致各方揣測。戴高樂第二天回到巴黎之后，在廣播講話中語調堅定自信。發表講話的當天，即1968年5月30日，大批市民上街游行支持戴高樂。戴高樂解散國民議會。各政黨忙于立法選舉，工人逐漸開始復工。然而這次立法選舉的勝利卻沒有鞏固戴高樂的政權。新成立的國民議會的右翼勢力更加強大，但面對勢在必行的改革卻裹足不前。[16]盡管許多人的反對，戴高樂仍決定就有關區域改革和參議院體制改革進行全民公決。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議以52.4%的反對票被否決。戴高樂忠實自己的承諾，也尊重法國人民的意愿，宣布辭職。午夜時分，他發布了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國總統的職務，此決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他從此隱居在科隆貝雙教堂，拒絕公開表示任何政治立場，只是和幾位擁護者會面，繼續撰寫他的回憶錄。《戰爭回憶錄》于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去世時，《希望回憶錄》只完成了兩卷。1952年，他曾立下遺囑，表示拒絕國葬。在科隆貝雙教堂，他的遺體在家人、自由法國的幾位戰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運往小教堂。戴高樂被安葬在他的女兒安娜的墓地旁邊，墓碑上只刻有“夏爾·戴高樂1890-1970”字樣。戴高樂去世后，毛澤東立即發出唁電：“夏爾·戴高樂夫人：驚悉夏爾·戴高樂不幸逝世，謹對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圣母院舉辦了官方吊唁儀式，在場的有政府首腦和許多國外知名人士，中國駐法大使黃鎮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了吊唁活動。
法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這就要求法國必須保持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可是，要想擁有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對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人口進行調查分析后，戴高樂大吃一驚。他發現法國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每年出生人口83萬，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僅為62萬。一個世紀前，法國人口占歐洲總人口的1/6，而此時則僅占歐洲總人口的1/16。于是，戴高樂得出結論：在軍隊數量上，法國無法取得對德國的優勢。數量上的劣勢必須以武器裝備和作戰樣式上的優勢來彌補。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快速的、能突擊的、數量少卻質量精的軍隊。
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腳，他到處進行考察與求證。他曾專門跑到總部調查法軍建設的有關情況。通過調查，戴高樂發現法軍中的保守思想遠遠比他想象的嚴重。法軍最高統帥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關于廣泛和獨立使用坦克的建議。戴高樂因此吃過幾次閉門羹。法軍還在執行1921年由貝當元帥主持制定的《作戰條例》，這個條例明確規定：步兵是主要突擊力量，在發起進攻前，由炮兵先進行射擊，爾后坦克和飛機給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國貝格熱—萊夫羅爾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專著《建立職業軍》。這部書篇幅不長，僅有200頁，定價也僅15法郎，卻從六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建立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的重要性。他在書中分析認為：英國和美國由于海洋阻隔，敵人難以進攻；德國的權力中心和工業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舉摧毀；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為屏障；意大利有阿爾卑斯山的保護。而法國四周邊境幾乎一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護，尤其是首都巴黎，對任何來犯之敵都極難防守。一旦打起現代戰爭，法國要想御敵于國門之外，單純依靠修筑堅固的防線肯定無濟于事。唯有由專業軍人組成機械化部隊，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實施機動作戰，積極防御，才能有效迎擊來犯之敵，確保法國的安全。為此，他主張建立一支由10萬職業軍人組成的機械化部隊——6個機動裝甲師。“這支由精兵和專業人員組成的部隊，具有極大的機動能力、毀滅性火力以及以突襲方式投入任何戰線的能力。”他認為這支部隊將是保衛法國的一把“利劍”。可是，盡管社會上有人評價這部書可以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相媲美，但它卻仍然乏人喝彩，法軍高層還是無動于衷，繼續以他們原有的理念建設軍隊。滿腦子保守思想的當權者們認為，他們不惜巨資修筑的馬其諾防線固若金湯，根本不用擔心德軍的機械化部隊進攻。
自由法國運動
1940年6月22日，以貝當組為首的法國新內閣向德國投降。戴高樂于6月17日帶著全家飛往倫敦，走上了新的抵抗道路。維希政府指責他叛國，并由軍事法庭缺席判處他“死刑”。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在倫敦通過廣播電臺發表演說，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戰斗。隨后，發起“自由法國”（后改為“戰斗法國”）運動，著手組建“自由法國”武裝力量。[22]6月28日，英國正式承認臨時的法蘭西全國委員會，承認戴高樂為“一切自由法國人的領袖”。于是，戴高樂就以“自由法國領袖”的身份和英國首相及其外交部進行“必要的談判”。他們以他6月26日交給丘吉爾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勛爵的一份備忘錄為起點，通過艱苦的努力，終于達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協議。
1941年9月，戴高樂為自由法國設立了一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委員會成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達阿爾及爾之后，又將其改名為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與吉羅將軍共同主持。吉羅將軍曾忠實于貝當元帥，但其部隊隨后轉向自由法國軍隊。
戴高樂主義
從1940年誕生的戴高樂主義，是在法國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領地陷于敵手，法國的獨立和主權已無從談起，更談不上強國或大國地位的情況下起步的。戴高樂不畏強暴，不懼人微權輕，他寄人籬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權也遲遲不被盟國承認，大國決策他無緣置喙，戰爭結束時只爭到一個“準大國”的地位，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實現他的目標，沒有忘記為法國創建豐功偉績，為此他同羅斯福較勁，同丘吉爾強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局勢已進入分別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峙階段。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試圖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樂要實現在戴高樂主義中確立的高尚目標，除去要努力將法國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級大國控制下的國際舞臺上，爭當一個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國，還是朋友，任何試圖阻擋法國實現這個目標的言行，都屬針鋒相對回擊之列。戴高樂為此進行的一切斗爭，構成了戴高樂主義的主要內容和誕生、成長、發展的過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戴高樂主義，也就是戴高樂為法國制定的對外政策思想和實踐。
在20世紀60年代，戴高樂主義引導法蘭西人民承認民族解放運動的合理性，聯合歐洲國家反對美蘇爭霸，反對美國控制，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使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這是進步的，是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但是，戴高樂主義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蘭西民族主義的排外性和擴張性。
戴高樂的外交政策是國家獨立，并維持多的控制，盡可能為許多法國的殖民地，作為一些實際的后果，一定程度的國際組織的反對如北約或歐共體。的基本原理是，法國不應該依靠任何外國，其生存期（創建的法國核威懾），法國拒絕屈從于任何外來勢力，無論是美國或蘇聯。還可以舉出外國觀察家戲稱為政策的宏偉，那就是堅持認為法國是一個大國在世界舞臺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建立支持這個要求。在這方面，戴高樂主義的顯著影響，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法國的外交政策，即使在戴高樂主義者在名義上不再掌權。
戴高樂外交政策具有擴張性，或者說戴高樂對外政策主張中最易被人懷疑有擴張企圖的，是他的歐洲觀。戴高樂主義在反對美國控制西歐，反對美國霸權的同時，明顯地露出了要使法國取代美國在歐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國，接著是充當“六國歐洲”43的領導，然后是整個西歐，再擴大到整個歐洲的野心。戴高樂一直認為，法國應該是歐洲的“中心和首領”，“法國不居領導地位，歐洲就無法形成”，“法蘭西民族已經習慣于做歐洲的巨人”，這種赤裸裸的語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動，不能不使他的歐洲盟國心存戒備。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樂與歐洲建設》這本書里，專門用了一個章節轉述了西方輿論下的“法國的霸權野心”。戴高樂被描繪成“歐洲或共同市場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歐洲皇帝”、“拿破侖第一”、“家長”，等等。在一些人的筆下，戴高樂的歐洲觀成了“歐洲就是我”，戴高樂成了“歐洲的總統”，人們指責他有建立法蘭西第三帝國的夢想。
戴高樂執掌政權后，立即將這些他一貫重視的想法運用到經濟當中。但是，根據不同的形式，他也不得不對他的政策進行調整，補充新的內容。在戰爭期間和解放的初期階段，戴高樂采取了國家指導的政策，即只有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才能保證被戰爭摧殘的國家的重建。早在1944年，社會黨抵抗運動成員就在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的章程中制定了解放后必須實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對銀行、保險公司和一些工業集團（尤其是雷諾等曾經和占領國合作過的企業，以及法國電力公司EDF等大型企業）實行國有化；制定多年經濟計劃（1946年1月3日），確立未來幾年的經濟目標。
1947到1952年，戴高樂以反對黨派的身份出現之后立即開始批評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他認為重建的階段已經過去，對繼續將雷諾企業國有化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他指責第四共和國實行保護主義，限制外幣自由兌換，提倡實行更多的經濟自由化。
第四共和國結束時，法國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通貨膨脹嚴重，預算開支失衡，而且法國政府每月都須向美國求助，以償還它的外幣債務。經過六個月的準備，到1958年底，他采納了雅克·呂埃夫（Jacques Rueff）和他的工作小組的見解，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代表各黨派的政府的通過。財政部長安東那·比內（Antoine Pinay）剛開始并不十分贊成這些改革，但后來也堅定不移地實施起來。戴高樂全權承擔這些改革的政治責任。與此同時，戴高樂還進行了深刻的結構改革。這些改革內容涉及面廣，但往往不被人所知。例如，推行農業改革（剛開始幾乎人人反對，但后來證明完全是正確的）、建立核工業和航天工業、發展科研（成立國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和國家科研成果推廣委員會ANVAR）、鼓勵城市規劃（土地法，開發新城市）、制定1966年職業培訓法等等。
《敵人內部的傾軋》（1924年）
《劍鋒》（1932年）
《未來的軍隊》（1934年）
《法國和她的軍隊》（1938年）
《戰爭回憶錄》（1947年）
《希望回憶錄》（1970年）
被稱為華西機場（Roissy），坐落于巴黎，位于巴黎東北25公里處的華西（Roissy）。它是以戴高樂的名字命名的。2004年，夏爾·戴高樂機場以51260363人的旅客流量位列歐洲第二大機場，2004年的機場同樣以1876900噸位列歐洲第一。
戴高樂號航空母艦（Charles de Gaulle R91）是一艘隸屬于法國海軍（Marine Nationale）的核動力航空母艦，也是法國海軍的旗艦。正式成軍于2001年5月18日，戴高樂號是法國史上擁有的第十艘航空母艦。其命名源自著名的軍事將領與政治家戴高樂。戴高樂號不只是法國第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它是有史以來第一也是唯一一艘不屬于美國海軍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猝然去世，11月12日，四萬多人從全國各地涌向科隆貝和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別。次日，巴黎市議會決定把凱旋門前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以紀念這位法國當代史上的人物。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不僅是法蘭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稱贊的父親。在關系國家存亡的歷史關頭，他站到斗爭最前列，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法國的解放做出重要貢獻。
戴高樂被譽為法國的“現代救星”，于1970年去世。在法國處于納粹德國占領期間，戴高樂在英國領導法國的抵抗運動，后來還結束了阿爾及利亞戰爭。在20世紀60年代，戴高樂力主法國發展核武器，對美國的霸權提出挑戰，并投票反對英國進入歐盟，這一系列舉措重新使法國恢復了大國地位，捍衛了法國在全世界的榮譽。 他在戰后一直維護著法國的尊嚴，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不愧為自由法國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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