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1959年廬山會議后，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認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宣揚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推出“要帶著問題學習，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學習方法。在林彪的建議和軍隊帶動下，全國迅速掀起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熱潮。

林彪題詞

關于林彪手書這一題詞的來歷，在湖北當陽曾流傳一個說法：據史書記載，東漢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將關羽與孫吳交戰，敗退于臨沮，被殺。吳主孫權將其首級運至洛陽送給曹操，同時以諸侯禮葬其尸骸于當陽，后稱“關陵”。陵園內保存有多處明、清兩代名人碑刻，其中有清人集關羽語錄所立的一塊石碑，上刻“讀好書聽好話行好事做好人”。當陽附近有一空軍機場，林彪之子林立果曾來關陵游覽，看到這塊碑文后告知林彪，林彪受到啟發就寫了上述的題詞。

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語錄，該報即從5月1日開始在每天的報眼上刊登。后根據總政治部領導指示，送編200條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開本的《毛主席語錄200條》（征求意見本），經全軍政工會議討論、增補，正式命名為《毛主席語錄》，編印單位改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

總政版《毛主席語錄》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編語錄366條，分為30個專題。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內容作了修訂，共收語錄427條，分為33個專題，共8.8萬字。第一版有52開本紙面平裝、64開本精裝加紅色塑套兩種裝幀，第二版起全部為64開紅色塑套裝，以后又出版了100開、128開本。在64開本書前有林彪手書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在再版本的題詞后又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形勢變化

總政版《毛主席語錄》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門紛紛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報經領導部門批準，從1964年9月開始向地方供應總政版語錄的紙型，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多種版本，均在內部發行。文化部規定不在報上發消息，不登廣告，不公開陳列，不賣給外國人。

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向有關單位發出通知：《毛主席語錄》不向外國人贈送，過去已送的原則上都要收回。6月9日又發出通知，規定在我國的外國專家、留學生、實習生和常駐外賓凡主動向所在單位要求贈閱、借閱或購買“語錄”的均可滿足；如對方沒有索要的，不主動散發。1967年3月28日，國務院外辦發出通知說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兩個通知是錯誤的，6月9日的通知“也不符合主動積極地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宣布撤消這三個通知，并稱“對外贈送《毛主席語錄》（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

各涉外單位，應將此作為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從這本語錄由內部發行到公開發行的過程，也可看出“文革”形勢發展的變化情況。1967年3月16日下午，陳伯達、康生、王力向毛澤東請示要求修改《毛澤東選集》某些人名和注釋問題，毛澤東答復：現不要修改，這些人名都不要刪掉，這些都是歷史。沒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何以成為晉史？注釋要修改，要費很多時間因沒有時間。

毛澤東對《毛選》內容和注釋問題作出六點指示，其中最后一點為：語錄本中引用《整頓黨的作風》中劉少奇的那段話刪去，第二十四節題目“思想意識修養”改為“糾正錯誤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據中央文革宣傳組布置，對毛主席著作中需作改動的部分提出處理辦法，通知全國租型出版單位執行。 據有關部門統計，總政版《毛主席語錄》從1964年到1976年，全國共出版漢文版4種，少數民族文字（8種文字）版8種，盲文版1種，外文版（37種文字）和漢英對照共38種，總印數105549.8萬冊。據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統計，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國以65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853種，其中有20個國家的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主席語錄》，共有35種版本。

風靡全國

《毛主席語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編輯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間風靡全國乃至世界的毛澤東主席名言警句選編本。那時，人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但“紅寶書”不可不帶，連結婚送禮也必少不了一本“紅寶書”。嚴格意義上講，“紅寶書”應包括各種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

但由于《毛主席語錄》發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讀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紅塑料封皮特制，人們心目中的“紅寶書”往往專指《毛主席語錄》。那么，這種把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觀點匯集成冊的《毛主席語錄》，是怎樣編輯出版，又是如何風靡全球的呢？

其他信息

海外傳播

觀察毛語錄的海外傳播史，其高潮是在1966—1968年，而這段時期，正是世界左翼運動狂飆突進的年代，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對本國政權和資本主義非常失望，他們視毛主義為靈丹妙藥，渴望從中尋求答案和出路。所以，毛澤東思想在許多國家影響很大。文革也溢出國內，紅衛兵的造反也吸引著許多國家的年輕人。

法國等西方國家，就引毛為導師，出現了本國的紅衛兵運動。故在這三年，毛語錄在法國再版四次，據統計印數高達幾百萬冊，以致法國最大報紙《費加羅報》2006年刊文，鼓勵法國人學中文，其中一個理由是“看原版的毛澤東語錄”。而在英國，現在的許多老人，在上世紀60年代正值青春，都以擁有一本毛語錄為時髦。據說，倫敦最大的華人書店，就是靠賣毛語錄起家的。

毛語錄的另一暢銷地，是第三世界中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尚處于民族解放獨立運動的國家和地區，以南美、東南亞、非洲的一些國家為代表，毛的斗爭精神和反抗列強的意志正是這些國家的人民需要的。

海外崇拜

一些世界名流政要還成了“毛主義”的“國際粉絲”。如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已故領導人阿拉法特、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等。查韋斯就是毛的崇拜者，他對“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等毛澤東語錄背誦如流，甚至能說出某段語錄是出自毛選第幾卷。在南亞，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民族解放軍，在根據地和游擊區普遍開展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翻譯和翻印了大量毛澤東著作。

毛語錄的海外傳播以文革結束分為兩階段。隨著文革終結，中國最后一次發行毛語錄是在1976年。但海外還在繼續出版發行，不過，傳播范圍大大縮小，以三類人為主，一類是忠誠的毛主義者，他們人數雖少，卻非常狂熱，將毛著作視為革命的指導，照單全收。例如，紐約曼哈頓有一家革命書店。這里最暢銷的書是英文版毛語錄。

一類是對現狀不滿的左派。如在臺灣著名的學術書店“誠品書店”，就有《毛澤東語錄》出售，而且據說賣得還火，銷售對象不僅有臺商群體和精英階層，還有其他社會階層。而《毛澤東語錄》的出版者，就是臺灣的左派，據悉民進黨高層對毛語錄也很熟。順便說一下，文革時期，毛語錄也曾在臺灣出現，不過不是公開出版發行，而是非公開流傳。

還有一類是研究者，他們研究中國問題和共產主義，少不了要讀毛的書。如哈佛大學附近的幾家書店里，就有毛語錄的中英文本。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中從事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研究的學者，毛的著作也都是必讀書目。

當然，在海外毛語錄的讀者中，也包括一些右派人士以及反毛反共人士。他們也要通過毛的著作來了解毛和中國。

50周年展

美國前年舉辦了一場名為“毛主席語錄：50周年展，1964-2014”的展覽，似乎要為毛語錄的海外傳播畫上一個句號。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紅寶書確實已經過去，但毛和他的著作并未遠離我們，還在通過各種方式影響中國和世界，不管人們喜歡或者不喜歡。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毛去世后曾這樣評價：“現代社會的國家領導人并不體現一種哲學思想。他們只是解決一些問題，諸如經濟、社會、軍事等等。法國人卻認為毛澤東體現了一種哲學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政治的認識。”

毛試圖用他的哲學去改造中國乃至某種意義上去改造世界，將中國打上他的烙印，紅寶書就是一個證明。它是那個狂熱時代的思想見證，因此，從今天來看，毛語錄不僅具有收藏價值，更是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珍貴歷史資料，也是研究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不可替代的珍貴歷史資料。

發行數量

總政版《毛澤東語錄》從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萬冊，極大地滿足了群眾的需要。這一時期，社會上較普遍地存在著追求毛澤東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風氣。《毛主席語錄》出了塑料封套精裝本，就不要紙面平裝本；出了100開本，就不要64開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經中央批準的火柴盒大小的256開本。

1968年戰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內容除《語錄》外，還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老三篇”加《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和《毛主席詩詞》，通稱“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現了《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含《毛主席語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語錄》、“老五篇”、《毛主席詩詞》、《九大文獻》，通稱“六合一本”），流行較廣的有解放軍政治學院和炮兵編印的兩種。據不完全統計，僅上述幾種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數量就超過1000萬冊。

1967年6月18日，毛澤東對出國人員談話時說到：“有些外國人對我們《北京周報》和新華社的對外宣傳有意見，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馬克思主義，過去不錯，現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厲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3月至9月，毛澤東對有關對外宣傳工作做了12次批示，并提出：“對外（對內也如此）宣傳應當堅決地有步驟地予以改革”的意見。周恩來抓住貫徹毛澤東指示的有利時機，最先提出“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講究實效”的口號。 1969年3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做的報告中，特別強調“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講究實效”，要“貫徹節約鬧革命的思想”。他說：“已經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語錄，我看是城市多于農村、高級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眾。”“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語錄》十幾本，這不是浪費嗎？”“一個人放著十幾本語錄不用就是沒有實效，實效變成了失效。原來要求人手一冊，不是人手幾冊，現在講究哪個廠出的，哪個地方出的，凈從形式上去挑。還有拿語錄送禮。”周恩來問，《毛主席語錄》已發行7億多冊，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中還要印3億冊，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夠少印一些？《毛主席語錄》農村不夠，可以從城市來捐獻，要把發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來接見中央外事、新聞單位的負責人，提出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條語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周恩來對新華社軍管組組長說：“這句話主席不讓用，1967、1968年還發過文件。”“以后《參考資料》上語錄不要用了。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討過，并且請示過主席。”當得知這條語錄是從解放軍政治學院編、戰士出版社印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一書中摘抄時，周恩來說：“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不許亂編毛主席著作，不許隨便編印沒有公布的主席指示，這本子未經中央批準，是私貨，要收回。還有那些未經中央批準隨便亂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來。”他當即指定了軍隊、外事、中央宣傳部門和政府各部四個口子的負責人來負責收，總的由李德生抓。4日，中央軍委辦事組從解放軍總政、總參、總后三總部和在京的各軍、兵種中抽調20余人，集中在軍委辦事組辦公處辦公，負責調查和回收未經中央批準非法出版的毛澤東著作。

北京市革委會于1970年9月6日向全市傳達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970年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單位上報非法印制的樣本657種（總印數750余萬冊）；中央各部門報送的樣本中，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語錄》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種，其中由大專院校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編印的占53%，省、市革委會各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編印的占47%。經初步檢查，這幾百種本子的內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種問題，主要有：引用未公開發表的內部文件，引用的語錄不準確，泄露國家和國防的機密等。有些群眾組織編印的本子中，將一些大字報和小報、傳單中流傳的材料均作為“最高指示”編入。如有一個本子中收入了這樣的語錄：“王力、關鋒本來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匯報過。”“陳毅怎么能打倒呢？陳毅跟了我40年，功勞那么大。陳毅現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帶他接見外賓。”“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戰軍司令、外交部長。現在沒有人搞，還要他來搞。”有幾個地方翻印了這個本子，內容完全相同，但在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編”的字樣。有的本子錯漏百出，32頁中錯漏即達60處，甚至將原文“有五萬人之多”一句錯印成“有五百萬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毛澤東的名字也印錯，有的甚至將林彪的講話也作為毛澤東語錄收入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來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時，對亂編亂印未經批準的毛澤東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評。周恩來說：“中央從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經過批準不準亂印，可他們就是印，把紙張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會上有人請示是否可以把戰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來立即說：“‘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將主席詩詞也放在這里邊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來明確地說：“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毛主席語錄要認真審查，要經過中央討論批準，沒有經過中央批準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規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文革”10年，全國用于印制毛澤東著作的紙張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內就用了65萬噸，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書籍用紙的總量（59.34萬噸）還多5.66萬噸。

歷史版本

總政版《毛主席語錄》出版在內部發行后，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向中共書記處寫報告，說這本語錄中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或毛主席寫的用別人名義發表的文章，建議重編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開發行。報告經批準后，由中宣部、文化部、人民出版社抽人組成編選班子進行工作。最初的設想是編成專題語錄，分冊出版，田家英等擬定了12個題目，分工進行，后根據胡繩意見改為七本。經過討論，認為當前群眾對語錄簡編本的要求十分迫切，應先集中力量編出簡編本語錄，七本專題語錄是供干部使用的，可以后一步出，于是決定先編選一本。考慮這本語錄和總政版語錄的讀者對象不同、選材要求不同、內容與公開的不同，在編出的初稿本中，對總政版語錄（收427條）刪去157條，選用270條。稿本先后反復修改7次，共收語錄572條。在編選過程中，田家英曾逐條看過，提出修改意見，最后經許立群、田家英、石西民審定，于1965年10月初聯名報送陸定一并中央書記處審閱。 12月，彭真將語錄稿送陳伯達征求意見，陳伯達看到認為編得不好，說“沒有體現毛主席的理論體系”，他另外讓《紅旗》雜志的人重新趕編了一本。

1966年1月18日，中宣部根據彭真的意見，將人民出版社的送審稿、陳伯達讓《紅旗》編的本子連同總政版語錄一并上報中央書記處審查。鄧小平、彭真于1月29日在釣魚臺召集會議，討論語錄問題，陸定一、許立群、吳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人參加。經過討論，鄧小平最后確定，在人民出版社送審本的基礎上修訂出版。會后編選組進行修改和調整，最后定為47個專題，共收語錄646條，其中有38條是根據鄧小平指示對十分需要而公開文字中沒有的語錄可從《毛選》五、六卷的文章中少量選用的精神新選的。2月

28日，許立群、田家英、石西民三人聯名將語錄稿報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審批。

人民出版社為便于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群眾學習，還編輯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百條》，副題“供工農群眾學習兼作識字課本用”，約1.5萬字，于1966年10月排出樣本，64開本，每冊定價一角五分，計劃先由《人民日報》發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各地大量印刷。文化部已向全國出版部門作了布置，僅某省一省就計劃年內出版2000萬冊。《人民日報》于10月14日用二號楷體字排了四個版面。石西民于15日見到排過的報紙清樣后，還建議將副題中的“識字課本”改為“文化課本”，并改正了部分語錄所注的出處和個別錯字。但一直等到11月4日，文化部還未接到中央定稿通知。這時從人民日報社傳來消息，說陳伯達已給報社打電話，以“主席著作的發表要非常慎重”為由，通知《毛主席語錄一百條》不要在《人民日報》發表。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后，負責編選總政版語錄的解放軍報社將“前言”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的提法改寫。報社黨委在上報送審時，對署名問題提出兩種意見，一是仍署“總政治部”，一是為便于公開出版和對外發行，改署“人民出版社”，這一請示報告最后轉到中央文革小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臺開會討論語錄問題，會議決定將語錄“前言”的署名由原“總政治部”改為“林彪”。12月17日，全國報紙在顯著位置發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從此，這本總政版語錄就成為“文革”時期惟一流行的本子，而費了很大精力認真編選、計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語錄一百條》，都銷聲匿跡，不為人知。石西民于1966年9月1日寫信給人民出版社負責語錄工作的梁濤然，說簡編本語錄經中央批準后，第一批先印500萬冊的計劃也成為泡影。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的通知》內稱：“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毛主席語錄》本，斷章取義，割裂毛澤東思想，自發行以來，危害很大，流毒甚廣。為了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自即日起，新華書店、國際書店現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語錄》本一律停止發行。”

從此，《毛主席語錄》在書店的門市部中消失。也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語錄目錄

一：共產黨

二：階級與階級斗爭

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五：戰爭與和平

六：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七：敢于斗爭 ， 敢于勝利

八：人民戰爭

九：人民軍隊

十：黨委領導

十一：群眾路線

十二：政治工作

十三：官兵關系

十四：軍民關系

十五：三大民主

十六：教育與訓練

十七：為人民服務

十八：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十九：革命英雄主義

二十：勤儉建國

二十一：自力更生，堅苦奮斗

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十三：調查研究

二十四：糾正錯誤思想

二十五：團結

二十六：紀律

二十七：批評和自我批評

二十八：共產黨員

二十九：干部

三十：青年

三十一：婦女

三十二：文化藝術

三十三：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