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約前1015年），商末周初政治家、軍事家、韜略家，周朝開國元勛，兵學奠基人。姜子牙垂釣于渭水之濱，遇見西伯侯姬昌，拜為“太師”，并成為他的首席智囊，輔佐姬昌建立霸業。周武王即位后成為周國軍事統帥，輔佐武王消滅商紂，建立周朝，滅商后受風雨受封于營丘（后稱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為齊國開國之君。姜子牙被后世推崇備至，被歷代皇帝和文史典籍尊為兵家鼻祖、武圣、百家宗師。 【 詳細>>】

齊桓公（？～公元前643年），出生于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姜姓齊國第十六位國君，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姜太公呂尚的第十二代孫。齊桓公在齊襄公和公孫無知相繼死去后，搶先回國，奪取君位。在任期間，齊桓公勵精圖治，起用管仲為相，推行改革，實行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促使齊國逐漸強盛。除此之外，齊桓公還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號，九合諸侯，平定宋國內亂，成為了第一個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賞賜。

管仲（公元前725～前645年），春秋穎上人，中國古代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得到鮑叔牙的推薦，擔任國相，輔佐齊桓公對外“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對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雖然管仲非臨淄人，但是他長期活動在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有功德于民，卒葬在臨淄南牛山北麓。

扁鵲，（公元前407～公元前310年），姓秦，名越人，古齊都臨淄人，春秋戰國時期名醫，他用一生的時間認真總結前人和民間經驗，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在診斷、病理、治法上對祖國醫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奠定了祖國傳統醫學診斷法的基礎，被后世譽為“治疾之圣”。據記載，扁鵲的核心思想集大成于古齊都臨淄，齊國的發達的兵學、音律學、水學說、砭石礦藏以及鳥圖騰文化，為扁鵲醫學的誕生提供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 詳細>>】

孫武，（約前545年－約前470年），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人，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尊稱兵圣或孫子（孫武子），又稱“兵家至圣”，被譽為“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孫武活動于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被吳王闔閭重用為將，在柏舉之戰率領吳國軍隊大敗楚國軍隊，占領楚國都城郢城，幾近覆亡楚國。除此之外，孫武還著有巨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圣典”，該書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軍事學術史和哲學思想史上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被廣泛應用。 【 詳細>>】

田穰苴，又稱司馬穰苴，春秋末期齊國人，是田完（陳完）的后代，齊田氏家族的支庶，死后葬于臨淄城郊。田穰苴是繼姜子牙之后一位承上啟下的著名軍事家，曾率齊軍擊退晉、燕入侵之軍，因功被封為大司馬，子孫后世稱司馬氏。唐肅宗時，田穰苴與白起、韓信等歷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將供奉于武成王廟內，被稱為武廟十哲。宋徽宗時追尊田穰苴為橫山侯，位列宋武廟七十二將之一。雖然田穰苴的事跡流傳不多，但其軍事思想卻影響巨大。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齊州臨淄人（今山東淄博東北），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房玄齡善詩能文、博覽經史，晉陽起兵后，投靠秦王李世民后，積極出謀劃策，成為了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后又“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于首功。在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齡拜中書令、邢國公，負責綜理朝政，兼修國史、編纂《晉書》。執政期間成為良相典范，累遷尚書左仆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 詳細>>】

賈思勰（xié），青州益都人，北魏、東魏時期大臣，中國古代杰出的農學家，走上仕途之后，曾經做過高陽郡（今山東臨淄西北高陽故城）太守，大約在533年到554年任職期間。賈思勰著有綜合性農書《齊民要術》，該書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的、最完整的大型農業百科全書，系統地總結了秦漢以來我國黃河流域的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為后世的農學著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依據。為了弘揚民族文化精神，彰顯賈思勰對人類所作的巨大貢獻，臨淄區在淄博市齊城農業開發區萬畝農業示范園內建館以志紀念。

蒲松齡（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濟南府淄川人（今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清代杰出文學家，優秀短篇小說家。蒲松齡著有中國清初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的，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詩文、戲劇、俚曲以及有關農業、醫藥方面的著述存世。《聊齋志異》的許多篇章被不斷地改編為戲曲、電影、電視劇，影響是深遠的，成為了中國、為世界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左思（約250年—305年），齊國臨淄人（今山東臨淄），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自幼其貌不揚卻才華出眾，晉武帝時，因妹左棻被選入宮，舉家遷居洛陽，任秘書郎。在晉惠帝元康年間依附權貴賈謐，成為文人集團“魯公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員。其所寫的都城賦《三都賦》頗被當時稱頌，造成“洛陽紙貴”。他現存的作品雖然比較少，但大都富于諷諭寄托，具有建安、正始的風骨和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