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哥放羊》是一首著名的山西民歌小調,廣泛流傳于晉西北、陜北、寧夏東北、隴東及內蒙古西部一帶。這些地區社會文化歷史有許多共性特征,其具體地域就是我國傳統語境中所說的“塞上”(即長城內外),多屬于方言劃分中的晉語區。因此,也就流傳著相當數量的同文學或同音樂主題的民歌,《五哥放羊》是其中之一。此曲經民間藝人丁喜才改編后,由上海音樂學院鞠秀芳于50年代在國際上唱紅。
正月格里正月正
正月那個十五掛上紅燈
紅燈那個掛在哎大來門外
單那個等我五那個哥他上工來
哎喲 哎哎哎喲 哎哎哎哎咳喲
單那個等我五那個哥他上工來
六月格里二十三
五哥那個放羊在草灘
頭戴那個草帽那個身披蓑衣
懷來中又抱著那個放羊的鏟
哎喲 哎哎哎喲 哎哎哎哎咳喲
……
我們在以往出版的各種民歌選本中,共搜尋到30首同名曲目。其中,最早的一批記錄于20世紀40年代,共9首;余者則分別記錄于50至90年代。它們的共同特征:一是唱詞絕大多數為四句七言的“十二月體”;二是以女性口吻詠唱了一位年輕的牧羊人一年間的放牧生活及歌者對他的愛慕之情。諸曲所用的曲調主要為兩種:一種是以“起承轉合”原則構成、分別結于“do、sol、sol(高八度)、sol”的四樂句體,篇幅僅為9小節(2+2+3+2);另一種是結音、基本結構原則完全相同但主題篇幅擴大為17小節的四樂句體(4+4+4+5),另加9小節的重復段。不用說,兩者有很近的親緣關系,后者屬于前者的“加繁”變唱。但就個性而言,它們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前者一字一音,頓挫鮮明,簡約練達;后者腔多字少,曲韻委婉,起伏多變,具有濃厚的抒詠性。或者說前者重在敘事。后者長于抒情,先天地具備了可聽性和可唱性。它們之間的差別,則可能與各自的體裁、功能屬性有關。前者為一般小調體裁,其歌唱場合很隨意,徒歌即可;后者為陜北府谷一帶流傳的“打坐腔”代表曲目之一。“打坐腔”是遍布于晉、陜、內蒙古西部的“二人臺”的坐唱形式,有民間小樂隊伴奏,也有職業或半職業藝人的傳承表演。在長期的歌唱實踐中,涌現出一批諸如《打櫻桃》、《掛紅燈》、《走西口》、《五月散花》、《打連成》、《十對花》、《載柳樹》等優秀曲目。丁喜才傳授給鞠秀芳的,主要是這種“打坐腔”。
晉、陜、蒙于陰山山地、黃土高原、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帶,具有很強的文化交融性。這種交融性不僅表現在蒙漢兩族的雜居混處,而且也滲透在農耕、游牧兩種生產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生活習俗的諸多細節中。更對這里的傳統民歌,如爬山調、漫翰調、信天游、山曲、二人臺、打坐腔乃至鄂爾多斯“短調”、烏拉特“宴歌”,皆產生了程度不等的影響。分開來看,上述民歌品種幾乎每一類都有它們強烈鮮明的個性;聯系起來品評,則又顯露出某些不期而遇的共性因素,如各種大跳音程的頻繁應用、由四/五度音調支持的旋律框架以及隨處可見的方言襯詞和高亢奔放的歌風等,無不表現出這一地帶傳統民歌的某些十分普遍的地域特色。在當地“放羊”幾乎成為一種職業,“放羊人”也成了一個小小的社會階層。他們多半被稱為“攔羊的”、“放羊娃”、“羊倌”等。像陜北高原上的“腳夫”一樣,當地“羊倌”中不少人都善于傳唱民歌,有的甚至是優秀的民歌手。應該說,上述社會生活內容正是產生“五哥放羊”這一題材的背景,同樣也是它廣泛傳播的歷史因由。
在傳統民歌中,十二月體”極為普遍,已經成為其歌詞的常態體式。所不同者,《五哥放羊》既未用對歌方式,也不取“他者”的客觀口吻,而是以第一人稱總敘其事其情,這樣,無論對于歌唱對象還是聽眾,立刻就能喚起一種親近感,特別是“單等(嘞)五哥他上工來”一句,更明確交待出她對“五哥”的那片真情實意。由首段一直到最后,這種情意幾乎充溢于每段每句,可以說,這是一種富有詩意、親近可感的敘事方式。其次,它的四個樂句,在追求平衡對稱的前提下,終止句意外地延長了一小節,為情緒的充分表達提供了恰到好處的時空條件。就結構而言,這一小節似在意料之外,而就表達來說,卻在情理之中。更妙的是,第三句結尾處的八度跳進,讓旋律駐足于高音區,成為全曲的高潮。在一般的“四句體”中,這里作為“轉句”,常常會落到“主音”及四,五度以外的某音上,造成某種不穩定感以突出它“轉”的功能,但此處卻順勢跳入主音的高八度,猶如異峰突起,聲情俱佳。從結音安排看,首句為“do”,后三句一律是“so1”,此處如果不跳入高八度,勢必一“平”到底。所以,這個八度跳進,也就成了難得的極富詩意的神來之筆。有了以上兩個特征,這首歌就獲得了整體美感的基礎。加上它在委婉流暢的級進音調中時時“引”入的七度、十度、五度、六度等跳進音程,讓短短的四個樂句順遂人的聽覺,起伏蕩漾,微妙悅耳,創造出一種質樸高潔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