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1896年-1946年），廣東歸善縣（今惠州惠陽區）客家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新四軍重要領導者之一。在北伐戰爭中，葉挺連戰皆捷，并率領獨立團擊潰吳佩孚主力，于1926年10月10日和其他友軍攻下武昌城，取得北伐戰爭重大勝利。1927年8月1日，葉挺率領獨立團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成為人民軍隊的重要來源之一。抗日戰爭時期，出任新四軍軍長，指揮軍隊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

廖仲愷（1877年-1925年），廣東省歸善縣陳江鎮（今廣東省惠州市）人，近代民主革命家。1905年，和妻子何香凝協助孫中山建立了中國同盟會，積極宣傳三民主義。在革命過程中，廖仲愷積極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領導開展工農群眾運動，推動并捍衛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成果，被譽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一功臣”。此外，還協助孫中山籌建黃埔軍校，被譽為“黃埔的慈母”。廖仲愷一生為中國革命事業鞠躬盡瘁，建樹了光輝的業績。

鄧仲元（1886年-1922年），別名鄧鏗，廣東惠陽淡水（今屬廣東惠州）人，近代軍事將領、軍事家、辛亥革命元勛。鄧仲元參加過廣州黃花崗起義、光復惠州、討伐袁世凱、驅除龍濟光、統一廣東等戰役，功勛卓著，為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1920年，鄧仲元兼任粵軍第一師師長，他注重選拔軍官和訓練士兵，將粵軍第一師整訓為一支模范部隊，為革命培養了李濟深、葉挺、蔣光鼐、蔡廷鍇等軍事人才，去世之后被追贈為陸軍上將、革命烈士。

鄧演達（1895年-1931年），生于廣東惠陽永湖鄉（今廣東惠州惠城區），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14歲投身反清革命，后加入援閩粵軍，主持北伐政治工作、領導農民運動、參與籌建黃埔軍校。1930年，在上海主持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公開號召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建立農工平民政權，1931年慘遭殺害，新中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鄧演達一生忠勇奮發、嚴毅剛正，為國家民族的獨立、平等、自由以及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陳紫（1919年-1999年），廣東惠陽（今廣東惠州惠陽區）人，近現代著名作曲家，與廖尚果、廖輔叔并稱“惠州音樂三杰”，主要作品有《白毛女》《劉胡蘭》等大型歌劇音樂。陳紫師從冼星海，1945年起參與歌劇《白毛女》音樂創作，是該劇主要作曲成員之一。所創作的《白毛女》實現詩、歌、舞三者融合，是中國第一部新歌劇，在音樂界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影響力。作為中國新歌劇的奠基人和開創者之—，陳紫為中國歌劇民族化的探索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廖尚果（1893年-1959年），筆名黎青主，廣東惠陽府城（今廣東惠州惠城區）人，近現代音樂理論家、作曲家，與陳紫、廖輔叔并稱“惠州音樂三杰”，代表作有《大江東去》《我住長江頭》等，其中《大江東去》為中國首部藝術歌曲。1920年，廖尚果在德國創作出《大江東去》，在創作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歌詞源自北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技法則運用歐洲藝術歌曲與歌劇詠嘆調，作品融合了西方作曲技術與中國古典詩詞吟誦特性，現為專業音樂院校必唱曲目。

廖輔叔（1907年-2002年），廣東惠州人，近現代音樂理論家、翻譯家、教育家。廖輔叔在音樂史領域的研究囊括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國古代音樂史、西方音樂史，并開拓了“中西音樂交流史”學科分支，他的專著《中國古代音樂史》《蕭友梅傳》對古代音樂史、近現代音樂史的學科建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2001年，廖輔叔獲得中國音樂最高獎——首屆“金鐘獎”終身榮譽勛章，以此表彰他對我國古代音樂史研究的貢獻。

李丹麟（1846年-1916年），也稱李星閣，歸善（今廣東惠州）人，清朝畫家。李丹麟作畫題材廣泛，山水、人物、花鳥，其中花鳥尤佳，他的畫作曾獲比利時國際畫展雙龍拱珠金質獎牌。后來李丹麟隨清廷使節出使北美，游歷美國、秘魯、日本等國家，并創作了《華盛頓圖》《日本富士山圖》等畫作，借畫作向民眾宣介外國文化以開民智，非常具有國際視野和近代意識。李丹麟被譽為“林良后一人而已”，在晚清嶺南畫壇享有崇高聲譽。

楊起元（1547年-1599年），廣東歸善縣塔子湖（今廣東惠州橋東）人，明朝大臣、理學教育家，嶺南心學重要代表人物。楊起元繼承并發展了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并創建惠州敦仁書院，講學于豐山永福寺，促進心學平民化與實踐化，塑造嶺南務實學風，對嶺南的理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楊起元在文壇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不僅被惠州人譽為“盛世文宗”，也與唐順之、歸有光、湯顯祖等齊名并稱“時文八大家”。

葉夢熊（1531年-1597年），惠州府城萬石坊（今廣東惠州惠城區）人，明朝大臣、軍事將領。萬歷二十年（1592年），率軍迎戰哱拜叛軍，筑堤引黃河水灌城、用大炮攻焚城樓、用計分化叛軍，成功平定叛亂。在長期的軍事實踐中，葉夢熊形成了自己的軍事思想：主張“守戰結合”；重視火器與戰車的運用，發明“葉公神銃”，提升明軍作戰實力；御軍制敵主張“以詭”、“求變”，著有《戰車錄》《運籌決勝綱目》等，對后世軍事產生一定影響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