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貝爾獎后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演講

以下為全文內容：

每次來北師大，心里面都感覺很慚愧，也很后悔，后悔當年沒有認真學習。當我拿到教授證書的時候，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為一個教授總是要開口說話，而且一開口說話總是要比學生高明。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沒有足夠的學問修養，很可能被學生轟下臺去。所以我這個教授起碼幾年之內是不敢講課的。我要向同事認真學習。這個教授實際上也是我獲得的北師大“入學”通知書。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在北師大能夠認真地學一點東西，跟同學們平等地交流，從同學們那里汲取一些靈感和學問，這個機會對我非常重要。

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開以后，很多記者去醫院采訪當時住院的我的導師童慶炳先生，他在病床上談了半個多小時。我從網上得到這個消息，當時心里非常感動。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每當學生得到榮譽的時候，老師就“退”到后面去；學生遇到困難，老師則會挺身而出。

我這樣說并不是隨口說的，是有事實依據的。

當年，童老師把我從即將離開學校的道路上拽回來，讓我拿到了北師大碩士的畢業證書。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感覺到困難重重。因為寫小說和做論文不是一種學問，寫小說我可以一天寫一萬字，而論文我寫了兩個月，才寫了一千字，而且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論文的規范。最后我覺得快要放棄了，又是童老師說，“一定要把這個學位拿到。現在沒有用，將來會有用。”后來我就“咬牙切齒”地繼續堅持做我的論文，再后來童老師在我的論文中引經據典地加了很多內容。現在看來，童老師讓我把這個碩士學位拿到手確實是正確的。因為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在出版的書的扉頁上印簡歷時，就一直“毫不客氣”地印上“北師大文藝學碩士”。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一個虛名，要真正達到碩士水平，還有待努力。今天我拿到這個教授聘書，就相當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學通知書，奮斗幾年，爭取達到“碩士”水平。

音樂作為一門藝術，非常抽象。在音樂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譯，而且彈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個高興的人可以從中聽到讓他高興的音符，一個悲傷的人即使讓他聽一首歡快的樂曲也會聽出眼淚。它的彈性非常大，詮釋非常多，而且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學養，不同階段的人，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釋。

我認為，好的文學也應該具有這樣的品質。

好的文學不應該那么清澈透明，不應該只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應該有其豐富性、復雜性，甚至曖昧性，它讓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他、讀到他自己，它也會讓每一個讀者隨著時間、隨著各方面的變化而從同一本書里讀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夠寫出具有這樣最大彈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說來，我不希望我的小說是一目了然的。我過去的寫作一直在追求這樣的藝術風格，但是迄今我還沒有完全達到。

當然，這也涉及到做人的問題。我知道，我得獎以后圍繞著我的做人問題網絡上開了“鍋”。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至今身上還帶著很土的泥巴味的這么一個會寫點小說，會講點故事的農民作家。如果一個人沒有被人批評，這個人的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一個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被很多人議論，就是因為他身上帶著非常復雜的特質，比較豐富。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豐富的人，我給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們可以來解讀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歪曲”我，或者正確地理解我，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這讓我看到了無數我自己看不到的側面。

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問題也很值得思考。我的小說被翻譯成外文，但我寫作的時候沒有想過國外的讀者，我寫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讀者也是我們中國的讀者，誰會想到我的小說要給外國的讀者來看？所以這又涉及到創作出發點的問題：作家到底為什么寫作？為自己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如果是為讀者寫作，到底是為中國讀者還是為外國讀者？是不是為翻譯家寫作？

我認為，作家為誰寫作都可以，就是不能為翻譯家寫作，盡管文學走向世界必須經過翻譯家的翻譯，必須經過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如果想著翻譯家，那勢必使自己的藝術風格大打折扣，勢必會為了翻譯的方便而降低自己的寫作難度，所以我堅決地說什么人都可以考慮，但千萬別為翻譯家考慮；什么人都不能忘記，但是一定要忘記翻譯家。只有如此，才能寫出具有個人風格、具有中國風格的小說來。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大家不要小題大做，因為不論我在高密、北京，還是瑞典，我的內心一直很平靜，甚至有一點點歉疚，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國有許多好的作家，他們都有資格，甚至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他們之所以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是因為還沒有到時候，或者說去年我的運氣很好，本來是很多人有資格獲得的這樣一個獎項卻落到了我這樣一個人身上，我也覺得很慚愧。我也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作家能再次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

莫言在北京師范大學201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各位老師、同學們：

在26年之前，我也參加了一個北師大的畢業典禮。我們那個班是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作協合辦的文學創作碩士研究生班。我在這個班學習了兩年半，半年預科，兩年正式學習。在我們畢業典禮上，學校領導一開始就說：“同學們，今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我們聽了以后就感覺到這個領導有點大詞小用了，太夸張了吧。我們五十個學生畢業竟變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難以忘記的日子。但是這個領導緊接著說：“同學們，海灣戰爭在兩個小時以前爆發了。”這一天是1991年的1月17日。我對數字很不敏感，但我牢牢記住了畢業典禮的日子。因為在我們畢業前兩個小時，海灣戰爭爆發了。

自從我們畢業到現在，已經是26年了。這26年來地球發生了巨大變化，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更大，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絲毫都不為過。我們想一想，26年前，再對比一下今天，無論是從科學技術、文學藝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的思想情感，以及我們生活當中的每個細節，我們都感覺到恍若隔世。當然，1991年出生的孩子，是不知道我們當時生活的情景的。他們沒法比較，但是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回頭一想就感嘆不已。所以我想未來，今后的26年或者今后更長一段時間之內，人類社會發生的變化還要巨大。我們中國的社會發生的變化，也會更加令人興奮，激動不安。在這樣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當中，我們怎么樣去適應？同學們經過了四年大學緊張愉快的學習，即將離開校門，到廣闊的社會生活的海洋里去游泳，到廣闊的天空里去翱翔。相對而言，大學的生活是比較單純的。我們的生活，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單調的。但是我們一旦畢業進入社會以后，面對我們的生活可能會非常復雜多樣。我們每天所接觸的人也會跟我們在學校接觸的人大不一樣。我們在學校接觸的，基本都是有學問的人，老師有學問，同學們有學問，包括我們食堂的炊事員學問也很大。有的學校的炊事員都懂好幾門外文。但進入社會以后，各種各樣的人都會跟我們打交道。這里面肯定有很多好人，大部分都是好人，但是我們也會遇到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人，我們還會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人帶給我們不愉快的事。

所以我們要調整心態，盡快適應這個社會，在這個劇烈變化中，怎么樣能盡快適應？我想還是有很多東西是辯證的關系。社會是千變萬化的，但是有很多東西是永遠不變的。我想這26年來，之所以取得了一點點成績，有幾個是不變的。

第一個，愛國之心是永遠不能變的。我們生活在這個地方，成長在這個地方，進步在這個地方，我們跟祖國，跟這片土地的聯系是須臾不可分割的，是血肉相連的。所以我們的基因里就有中華文明深刻的影響，我們的血脈里流通的也是炎黃子孫的血脈，所以愛國之心是我們做人處事的根本，永遠要堅定不移。

第二點我想就是敬業之心不能變。這個敬業之心不能變，并不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循規蹈矩的、老老實實的工作者，這一點當然很重要。敬業之心里也包含著創造，包含著創新，怎么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第一流的、最杰出的成績來，必定有創造、創新在起作用。所以很可能我們一畢業去一個很普通的崗位，我們去一個學校教書，我們去一個公司坐班，我們去一個機關當一個小公務員，這些工作都是非常平凡的，要求我們按部就班，按照別人的吩咐來做好工作，完成我們的任務。但是我想即便是在這樣一個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里面，我們依然不要忘記母校給我們的創造力，給我們的創新精神，我們應該用更加優異的成績，來改變我們的現狀。我想敬業里包含著創新和創造，當然我們不可能每個人一出來，都成了老板，都成了比爾·蓋茨，都成了馬云，其實他們也沒什么了不起的，他們也是一步步走過來的。假以時日，我們的同學們只要堅持敬業精神，保持師大賦予你們的創新精神和挑戰的能力，我們一定能夠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

第三個不變我想就是誠信，這個做人的根本不能變。還有就是友善對人不能變。我講這四個不變，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后面的八個字。同學們一定發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際也是指導我們走向社會的根本。做人如果不誠信，是不能長久的。別說是做大事，做小事也很難做好。如果沒有友善之心，我們也不會有朋友，我們對別人不友善，換來的必定是別人對我們的不友善。將心比心，這是最樸素的辯證關系。

所以無論社會怎樣變化，希望我們的同學們在未來的生活中，愛國之心永不變，敬業之心永不變，誠信之本用不變，友善對人永不變。

同學們，我希望我們今天這個日子，也能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許多年之后，當你們站在領獎臺上的時候，你們也許會回想起2017年6月22日那個畢業典禮的上午。許多年之后，當你們手牽著自己的孩子，在公園里漫步的時候，也許你會回想起2017年6月22日，在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典禮上的那個上午。再過許多年之后，當你們用小推車推著自己的孫子，搖晃著滿頭的白發在公園里散步的時候，你們會想起2017年6月22日在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日子，所以這個日子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個日子必將記載在人類歷史的史冊上，因為今天上午我們北京師范大學有2200名同學，光榮地畢業了。謝謝大家，祝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