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石經》刻于公元241年（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原立于魏都洛陽南郊太學講堂西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刻，故名。石經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是繼東漢《熹平石經》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經。《三體石經》在中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024年10月10日消息，故宮推出了午門大展，“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共展出來自國內外的380件（組）展品，其中包括《三體石經》。

歷史沿革

曹魏在洛陽立國后，太學再度繁榮起來。曹芳繼承皇位后，決心整理《熹平石經》碑石，并刻經石作為補充。于是就有了從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開始刻制的《正始石經》。

北魏時，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經的石碑。東魏建都鄴城，統治者欲通過水路將兩種石經一起從洛陽搬遷到鄴城，但運至今孟州市境內時，遭遇塌堤，近半石經掉入黃河，運到鄴城時，《漢魏石經》只剩下52塊了。

公元579年，北周統治者又將石經從鄴城遷回洛陽。

隋朝建立后，統治者又將部分石經從洛陽運入長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門改制成柱礎。

到唐朝初年，魏征收集石經時，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國內所有《正始石經》殘碑存留的文字也不過2500余字。

石經資料

【名稱】三體石經

【年代】三國魏

【材質】刻石

【字體】古文、小篆、隸書

石經建立流傳

概況

《三體石經》建于公元241年，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刻，故名。三體石經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共約二十八碑，是繼東漢《熹平石經》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經。《三體石經》，也名《正始石經》、《魏石經》，三國時期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立。書有古文、篆、隸三種字體。書寫者有衛覬、邯鄲淳、嵇康諸說，但無定論。刻本筆法與結構都很規正，常為初學者取作范本。但因其為刻石，字形較小，筆意有失真處。須臨寫各體需要有一定經驗才能真正領悟。----《古代碑帖鑒賞》費聲騫。

古文

東漢的古文之學主要以私學的形式傳習，但漸成為學術的主流。曹魏代漢后，古文之學取代今文成為官學。公元175開始所立的《熹平石經》，立于太學，所刻都是今文本。曹魏立古文經后，太學石經只有今文顯然不合時宜，因此到241年（廢帝齊王芳正始年間），遂刊刻古文經于石，與今文經并立太學。

內容

三體石經的內容，主要是《尚書》和《春秋經》。《尚書》當即馬融、鄭玄所傳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春秋經》當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十二篇本《春秋石經》，而不是今文家的十一篇本。

另外，《隸續》所錄三體石經有《左傳·桓公七年》9字，《左傳·桓公十七年》26字。馬衡認為《隸續》所收《左傳》遺字是試刻，非正式刻文（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還有《論語》、《急就篇》以及其他出處不明的殘石，均為只言片語，可能都是試刻。

形制

三體石經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每字有三體，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古文居上，篆、隸分列下方。品字式只見于《尚書》開頭的兩篇《堯典》與《皋陶謨》（三體直下式也有此兩篇）。另有古文一體殘石，古文、篆書二體殘石。《三體石經》在每一碑面刻有縱橫線條為界格。一字三體直下書刻，每面約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數各不相同。王國維經推算認為最可能是35碑，馬衡根據1922年洛陽太學遺址出土的一塊石經，推斷正始石經應是28碑。

目的

刊刻石經的主要目的是“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以弘儒訓，以重儒教。此外，石經文字有校正文獻內容與文字、書體之功用，《魏書·列傳術藝》載：“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列傳·游明根·劉芳》記：“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碑文刻成后，全國各地學生紛紛前來校拓，對其時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流傳

三體石經刻成后，與漢熹平石經并立于洛陽太學。自311年永嘉之亂始，王彌、劉聰陷洛陽，焚毀二學（《晉書·王彌傳》），石經應已有所損毀。從《魏書·馮熙傳》所記“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知北魏石經已被嚴重損毀，七零八落地分散了。537年（東魏孝靜帝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579年（北周大象元年）二月，又自鄴還涉洛陽。586年（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后唐代魏征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石經出土發現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洛陽白馬寺村南龍虎灘發現《尚書·君奭》篇殘石110字，古文占36字，初歸丁樹禎，后歸周進。

1922年12月間，洛陽城東南三十里朱圪塔村發現《尚書·君奭·無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殘石，而《君奭》篇正好與龍虎灘所出相銜接，原石大，估人從中折為兩段，共1771字，古文約580字，歸河南圖書館，后又出有《尚書·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殘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還有一百多塊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余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數無法統計。

1945年，西安市許土廟街（為唐時中書內省舊址）首次發現三體石經《尚書·康誥》殘石一片，僅表刻，無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占11字。

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離上述出土地附近又發現石經殘石一片，表刻《尚書·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經文，殘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發現時間 處所 內容 石經字數 古文字數

1053年 （宋·洪適《隸續》著錄）《尚書·大誥·文侯之命》819字 307字

《春秋·桓公·莊公·宣公·襄公》

1895年 洛陽白馬寺村《尚書·君奭》110字 36字

1922年 洛陽朱圪塔村 《尚書·君奭·無逸》 1771字 580字

《春秋·僖公》《尚書·多士》 229字 76字

1945年 西安許土廟街 《尚書·康誥》 35字 11字

1957年 西安許土廟街 《尚書·梓材》 33字 8字

《春秋·成公》 50字 15字

3047字 1033字

石經古文來源

《三體石經》的古文，應和《說文解字》中的古文來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當是古書抄寫中訛誤所致。北魏江式在《論書表》中稱，《三體石經》“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說明石經的古文字法與書法，已經異于漢朝所傳的古文。《說文解字》中錄寫的古文，與發掘出土的戰國文字如長沙繒書、侯馬盟書、長沙簡策、中山國銅器銘文均不同，古文字學家張政烺說：“許慎所謂古文大約就是鄒魯（也許還有齊）儒生習用的文字。”《三體石經》上書刻的古文，許多筆畫“頭粗尾細”，并且呈彎曲狀，像蝌蚪之形，但魏國古文的筆畫不是全部類似蝌蚪形，比如橫和豎，兩端尖銳，中間粗，似柳葉狀，這是筆畫形態的特點。古文的結構特點，和秦篆比較，有的繁化，有的簡省。這些寫法與《三體石經》上的小篆異形，正說明古文是戰國時期“六國古文”的遺緒。曹魏時期，兼通儒學的書法家對古文的重視甚于小篆，所以三體中首列古文。在漢代，研究古文是為了讀通古文經，因此精通古文的書法家同時是文字學家。曹魏時期，盡管新書體時髦，但沒能動搖古文書法的地位。

《三體石經》從宋代至二十世紀所見殘石，約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占三分之一強，可得一千字以上，這個數字雖僅占石經刊立時總數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經的面貌已大體可見，特別是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古文史上尤為可貴，漢語古文字學家曾憲通1980年將此一千多字古文加以整理，汰其重復，得單字四百四十文，再加粗略分類，得出如下幾個數據：

（1）、石經之古文同于《說文》古文者七十文，約占總數百分之十六。

（2）、石經之古文同于《說文》篆文者一百五十五文，約占總數百分之三十五。

（3）、石經之古文同于甲骨文及金文者八十七文，約占總數百分之二十。

（4）、石經之古文同于六國文字者五十六文，約占總數百分之十三。

（5）、石經之古文形體訛別不知所從者六十五文，約占總數百分之十五。

石經作者考證

邯鄲淳衛覬嵇康三家說

關于碑文出自誰人之手，主要有邯鄲淳、衛覬和嵇康三種說法。

邯鄲淳是漢、魏間著名的書法家，蕭梁袁昂《古今書評》評其書“應規人矩，方圓乃成”。以邯鄲淳為《三體石經》書人出于北魏人江式的上表。北齊魏收《魏書》載江式514年（延昌三年）上表云：“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唐人李延壽《北史》所記載的也略同上說。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清人閻若璩《尚書吉文疏證》、清人杭世駿《石經考異》、清人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及姚晉圻《漢魏石經考序》等皆從之。全祖望于《石經考異序》則認為是出于邯鄲淳而由嵇康書寫。此說（按：出于邯鄲淳之說）流傳甚廣，如臺灣省林尹、高明主編的1968年版《中文大辭典》“石經”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修訂版《辭源》“三體石經”條；俞劍華主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邯鄲淳”條及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魏晉南北朝書法》“正始石經”釋文等皆取此說。

衛覬亦一代書法名家，劉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稱他“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謂衛覬為《三體石經》書人源于晉人衛恒《四體書勢》。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引《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音，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衛覬）寫淳《尚書》，后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及近人楊守敬《魏三體石經殘字跋》都主衛覬書，云：“此石經即衛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于《恒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嵇康的書法也很有名，尤精草書。唐人張懷瓘《書斷》謂“叔度（嵇康字）善書，妙于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列入妙品。說嵇康為《三體石經》書人是依據同時代人趙至親眼目睹。《晉書·趙至傳》云：“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于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紹《趙至敘》亦云：“（趙至）年十四，人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清人朱彝真《經義考》、劉傳瑩《漢魏石經考》及周貞亮《魏三體石經殘石拓本跋》等皆據此非邯鄲淳書，主嵇康書。

除上述三說外，又有張揖和韋誕二說。案二說征于史籍皆無確據，多出臆斷，故本文（按：即《魏〈三體石經〉書人略論》）不取。

質疑三家說

邯鄲淳說質疑：查《后漢書·列女傳》公元151年東漢桓帝“元嘉元年”立《曹娥碑》，唐人李賢等注引《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據1957年6月西安市出土的《三體石經》殘石，石經建于241年（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距151年已達九十年之久，而邯鄲淳“時甫弱冠”，則到立石經時年至少當在百十歲以上，即使尚在人世亦已耄耋之極，斷無力擔當如此浩大的工程。

衛覬說質疑：據《晉書·衛瓘傳》，衛瓘“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查衛瓘被害在291年（西晉惠帝元康元年），“時年七十二”，則年“十歲”當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是為衛瓘卒年。而《三體石經》建于241年，時衛覬已卒12年，豈能來書寫石經。

嵇康說質疑：《晉書·趙至傳》云：趙至卒于280-289年間（西晉太康中），“時年三十七”。以此推算，則他的生年當不會早于242年，據上考，時《三體石經》已經建立。而《晉書》和《趙至敘》卻又說他“年十四”，才見嵇康“于學寫石經”。如以趙至生于242年推算，“年十四”當在256年（甘露元年），時《三體石經》建已15年。可見嵇康此時來太學寫石經應是抄寫或摹寫之意，這同《后漢書》述《熹平石經》“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和《晉書》說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一樣，決非書寫或寫刻石經。

集體合作書寫

一、《三體石經》實非一人所書，而是有集體合作書寫的。這一集體應由分別擅長于古文、小篆和隸書三種不同字體書寫的書法家組成，分工書寫上石，總人數當不會少于《熹平石經》的書寫者。

二、歷代流傳最多，影響至今的邯鄲淳、衛覬和嵇康三人雖然都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但他們不僅不可能單獨書寫石經，而且三人皆不可能參與石經的集體書寫工作。

三、至于《三體石經》書寫人的具體名單，因原碑損毀嚴重，自宋以來出土殘石均未見有書人姓名，加上《三國志》等文獻的闕載，在新的考古資料發現以前，尚不宜妄加推斷。

石經意義價值

由于《三體石經》碑文不同于《熹平石經》僅用隸書一體。而是以古、篆、隸三種不同的字體寫刻，因此在中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古文一體歷來為人們所尊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

石經收藏題跋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藏三體石經殘石。

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隸書35字，計11行110字。

銘文為《尚書·周書·君奭》內容。殘石錄文：

（殘）嗣前（殘）施于（殘）天弗庸釋（殘）受命時則有（殘）衡在大戌時（殘）家在祖乙時（殘）惟茲有陳保（殘）純若命則商（殘）甸矧咸奔走（殘）若卜筮罔不（殘）嗣天滅威（殘）。

石經殘石題跋

曹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

叢文俊題跋：

據載：魏廢帝曹芳正始年間，昭以古文、小篆、隸書三體書刻《尚書》《春秋》二經，立于洛陽太學之前，其書寫者已不可考。晉時始有崩壞，然《舊唐書》唐六典均言，書學生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成讀”。知其唐時大體尚存，后屢經喪亂損毀，最終末于土中。至晚清始，陸續有殘石出土，亦漸有拓本傳世。余曾見清拓數種，此雖稍后，亦不曾遜色，足以寶于篋中，留待秘玩焉。因篆于前以志之。

古文本于六國之跡，發現于西漢王莽時，列入學官，東漢以古文經盛，書法亦有傳習，漢末漸入旁流，舊貌不復，可見盧植上靈帝書。所謂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者殆此，《四體書勢》亦言及因科斗之名遂效其行之風氣，此石經文字即其證也。余概言之為裝飾書體。

小篆始于秦漢，承之而于筆法有所改易，懸針垂露之類乃出，然此石經能恪守玉筋正傳，其畫有若鐵石陷壁，而氣勢恢宏，足以為百代法，堪與秦囗諸刻媲美。其隸書已不復炎漢之自然生動，后世有方折平硬，如折刀頭之目，或以為傳自梁鵠、毛宏一系，然無證。其時鐘繇亦擅此法，有妙盡許昌之碑、之敘論，推譽甚隆，世人爭效之。雖則若是，此經之隸，仍不失能品，亦便初學可寶也。

戊子年孟秋時節，有幸得觀千古名跡，感慨頗多，因為之題識，以效前賢焉。文登叢氏文俊于豐草堂。

曹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記魯僖公廿八年至卅年事。此其舊拓，為余所見第四本，彌足珍貴，可寶也。文俊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