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具體范圍在天津市和平區成都道以南，馬場道以北，西康路以東與南京路交口以西長方形地區內的成都道、重慶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馬場道地區，共有22條馬路，總長度為17公里，總面積1.28平方公里。

五大道擁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國家建筑風格的花園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積60多萬平方米，總面積100多萬平方米。其中風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處，被公認為天津市獨具特色的萬國建筑博覽會。

五大道濃厚的歷史感也是特有的，五大道地區作為近現代天津歷史的一個體現，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多少近現代名人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每幢建筑里都蘊含著故事，充分展現了近代中國百年風云。包括大總統曹錕、徐世昌以及北洋內閣六位總理、愛國人士張學銘、起義將領高樹勛、20年代短跑世界冠軍李愛銳、美國31屆總統胡佛、國務卿馬歇爾等上百位中外名人曾居住于此。

五大道現在仍保持著幽雅別致安靜的風貌，來到五大道會讓我們遠離了喧鬧的浮華世界，象走進安靜的萬國建筑博物館。

馬場道

馬場道是五大道地區修筑早、寬、長的馬路。19世紀末，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在佟樓“養牲園”一帶修建別墅和賽馬場。此后在馬場以東修了一條通向賽馬場的道路，這就是今日馬場道的前身。路長3.2公里，寬約20米，并設街心花壇。賽馬場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被毀。1901年，英租界當局對賽馬場進行了重建，同時對舊有的道路進行了翻修，并將這條道路正式命名為Race Course Road，即馬場道。

馬場道121號小洋樓，原為英僑學者達文士居住，稱“達文士樓”，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園別墅，是五大道上早的建筑。坐落在馬場道上的還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學院。北疆博物院是中國早期博物館之一，創建于1922年，建筑為平面“工”字形，具有羅馬建筑風格。工商學院建于1925年，主樓三層帶地下室，外檐大塊蘑菇石墻面，曼塞爾式瓦頂，圓形大鐘，為法國羅曼式建筑風格。

睦南道

睦南道，長2.08公里，有風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處。道路兩旁綠樹掩映著風格各異的小洋樓，漫步其間，使人感到路、房、樹的空間尺度恰到好處。

睦南道20號為孫殿英舊宅。建于1930年，為三層帶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館，頗為豪華氣派。24號為中國近代外交家顏惠慶舊居，建筑具有歐洲古典建筑風格。28號的羅馬柱廊意式公館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舊居，李曾任天津殖業銀行經理。50號為張學良二弟張學酩舊居，紅磚清水墻，坡瓦頂，具有英國庭院別墅風格。

由來

五大道的發展是隨著天津近代化的步伐發展起來的。從城市發展的悠久歷史意義上講，天津是一個年輕的城市。鴉片戰爭以前的600余年，天津由一個普通的軍事寨堡和漕糧運轉中心，發展成為運河北部的新興商業城市，成為繁華的 “畿輔首邑”，在開埠以后的幾十年里，又迅速成長為工商業大都會，這在中國傳統的城市系統中是不多見的。當時之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當南北往來之沖”，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貨，以利京師”的作用，正所謂“當河海之沖，為畿輔之門戶”。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護衛京都，特別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大事都和天津有關，正如近人金鉞在《天津政俗沿革記》序中說：“數十年來，國家維新之大計，擘劃經營，尤多發韌于是邦，然后漸及于各省，是區區雖為一隅，而天下興廢之關鍵系焉。”

自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北京條約》簽定之日起，天津被迫辟為通商口岸，同時也出現了外國租界。到二十世紀初，天津先后出現了九國租界，成為近代中國租界多的城市。各國租界侵占時間，長的達八十余年，短的也有十幾年。從城市發展階段來看，天津被迫開放，從此天津從傳統期步入轉型期，也就是由一個封建性的交通樞紐和商業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業港口和貿易城市。

五大道所體現的是天津這個城市骨子里的氣息。雖然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無疑，這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與天津城市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發展過程以及文化形成過程中又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兩次大的聚集過程，一次是在明永樂初年天津建衛設城后，調有官、軍二籍充實城衛，這些人在天津定居后，繁衍后代，構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間。這源于天津城市經濟的發達，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來這里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發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發展的高峰期。在20世紀后的20多年內，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經濟職能迅速增強，社會環境相對穩定，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建筑日趨完善和發展，對周圍地區的吸引力大大增強，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劇增。1925年天津市區人口超過百萬。

大量遷移人口的到來，也給天津帶來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會職業結構和組織結構都極為復雜。天津原本的傳統文化根基因為大量的遷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極易受到沖擊，并不深厚。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發展特點。中國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傳統文化與近代西方文明互相沖擊、滲透的結果，一方面又是鄉村文化與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產物。租界這個傳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到本時期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尤其是民國以后，租界內中國人口的大量增長，租界與華界的進一步結合以及近代大眾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使西方文化對城市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就傳統文化而言，盡管天津的傳統文化基礎并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紀為至，它對城市文化結構的影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來自北京的文化影響。20年代，頻繁來往于天津的清遺老遺少和軍閥們便是傳播這種文化影響的一個主要媒介。另外，來自華北地區尤其是河北農村的大量移民，使內地鄉村文化隨之不斷匯入城市，并逐步演變成為城市文化的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藝術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紛紛出現，或流行于一時，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種文化并存的復雜結構。新文學與通俗言情、武俠小說并存，話劇、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雖然存在，但觀眾甚少，而同時，各種各樣的改良音樂也不斷出現，如將經過修改的昆曲做為新式婚禮的專門樂曲，用絲竹樂隊演奏西洋音樂……總之，近代天津音樂文化的特征是多種形態并存，相互滲透、影響。這也恰如當時的天津文化一樣，多種形態、多種理念并存。

建筑文化

五大道和小洋樓是天津的“城中之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響，在近代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天津開埠以后，外國侵略者紛紛在天津建立租界。早期天津洋樓，是學香港和印度的結構和造型，用中國建筑材料建筑成砌體的。紫竹林教堂、望海樓教堂、大清郵局等都是這種“洋樓”的代表。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英國和各國商人紛紛在當時法國打通的 “中街”和英國的“維多利亞路”兩側建筑洋行、商店、旅館及其它公共建筑。匯豐銀行大樓和開灤煤礦大樓都是當時的典型代表。近代中國幾多崢嶸歲月，幾多鐵血紛爭，幾多戰火硝煙，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清王朝覆亡了，清室的遺老遺少們來到天津；北洋軍閥江山輪流坐，大大小小的政客們攜家眷也來到天津租界，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任何勢力都不可能也不敢把觸角伸到外國租界，于是這里便成了中國北方大的“安全島”。而他們所建的花園別墅和西式住宅，便被統稱為“天津小洋樓”。

但在實際上，天津那么多小洋樓的主人中洋人卻是極少的一部分，大多數是中國人出資蓋的，其中商人、企業家并不多，最多的是倒臺的皇族，下野的總統，失勢的督軍，落魄的官僚。這些人從全國各地攜巨資來到租界，蓋起了洋樓，雖然失去了天時，但總算占了地利，交通方便，可進可退。而這正如時人所評論的：“津埠密邇京師，交通便利，十里洋場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為安樂地。無心問世者視之為世外桃源，熱衷政局者，視之為終南捷徑”。從小洋樓昔日的社會身份來說，它為上層社會所擁有。由于小洋樓的地帶——租界的權利獨立于皇權之外，它便成了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優越的、神秘的、深邃難測的空間，重大事件的后臺，世外桃源與世間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種種幕后活動與隱私，填滿了這里的各種各樣曲折而美麗的建筑里。這些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許多都是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棋子。

從建筑意義來講，各種各樣的小洋樓本身就是一座“萬國建筑博覽會”。這些小洋樓的建筑風格從古典復興式、羅曼式、哥特式、巴洛克風格、新藝術派、折衷主義、摩登式，直到當代后期摩登主義，依稀可辨，又都帶著天津味兒。由于多國租界并存，天津的建筑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豐富性、復雜性。如袁乃寬奧租界金湯二馬路宅邸，其建筑風格具有尼德蘭建筑的特點，角亭又吸取了意大利建筑特點；載振英租界39號路的“慶王府”占地七畝多，共有房120多間圍繞著中央大廳，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磚砌筑，樓房四周設有西洋列柱式回廊，富有歐洲風味。大樓東面的小花園，有一座中國傳統式的六角涼亭。

在這些千奇百怪的小洋樓里，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溥儀在天津“拉攏過一切”他“想拉攏地軍閥”，而他的客人則“只要拿著‘聯絡軍人，擁護復辟’這張‘門票’便可以進入張園”。特別是從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桿司令和失意政客涌進了租界。溥儀的“門客更是有增無減”。“靜園”不靜，也就是在靜園，溥儀和文繡離婚，后又被土肥脅持到東北當了偽滿的皇帝。段祺瑞號稱“北洋三虎”之一，1926年來天津居住，后來又搬到日租界宮島街的寓所，而1924年段祺瑞曾在這里與張作霖、馮玉祥開過“天津會議”，沒幾天他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這里是日租界，距離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比較近，又經常有日本軍政官員來訪，并不是一個清靜的場所。這些發生在小洋樓里的故事，給天津的小洋樓賦予了神秘的歷史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