硯臺前身

賀蘭石究竟何時登上石刻舞臺的，眾說不一。最早的一種傳說跟“蒙恬制筆”聯系上了。蒙恬是秦始皇的一員戰將，曾率兵十萬屯懇于寧夏等地的黃河兩岸。蒙恬“以柘木為管，鹿皮為柱，羊皮為被”，制造了被后人稱謂的“秦筆”、“蒼毫”。既然蒙恬所處的時代有了筆，與其配套的硯似乎也應當出現，因此便聯系上了賀蘭石，但是，這一傳說，并無史料記載。

最早見有賀蘭石及其刻硯記載的，可能要推《寧夏府志》了。在其“地理山川”一節里有這樣的描敘：“筆架山在賀蘭山小滾鐘口，三峰矗立，宛如筆架，下出紫石可為硯，俗呼賀蘭端。”

賀蘭石乃寧夏五寶之一，它生長于賀蘭山，因此得名。賀蘭石呈天然褐紫、豆綠兩色相互掩映，對比十分強烈，還常伴有玉帶、云紋、眉子、銀線、石眼、綠豆點等不可多得的天然特色陪襯。用賀蘭石雕刻成一方硯臺或擺件，通過雕刻藝術家巧妙的構思、制作，就會成為一幅非常俏麗獨特的藝術品。從實用價值上來講，賀蘭石質地營潤，紋理細而不滑，撫之如同小兒肌膚，和之似玉馨，質堅而不硬，易于刀刻，用它雕刻的硯臺具有呵氣見水，易發墨而不損毫，余墨加蓋而多日不干不霉且保持墨色的特點，這就是賀蘭石硯名貴之所在。

成名經過

在賀蘭硯雕刻歷史可考的三百余年里，石雕藝人輩出。清光褚年間，閆氏家族的硯臺臺刻的好, 在銀川已有一定的名氣，也制作出不少代表時代風格的好作品，為后人發展賀蘭石硯雕刻藝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技術和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閆子江進入銀川刻字社，繼續從事制硯工作。1960年至1963年間，閆子江、閆子洋兄弟受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委派，參加了北京人民大會堂寧夏廳的建設工作，在此期間雕刻創作了大型浮雕掛屏毛澤東手書詩詞《清平樂.六盤山》、人物浮雕《紅軍長征過六盤》、山水插屏《塞上江南》等許多各俱特色的工藝品。從1972年至1986年間，賀蘭石刻廠發生了多次合并，這期間有陳梅榮、施克儉、閆森林三位能獨立設計制作的工藝美術師。由此形成了以閆氏家傳為主的一批傳承群體。賀蘭石硯多次參加全國工藝美術展、旅游產品展，獲得了許多榮譽，閆子江于1979年當選為中國工藝美術協會理事，在1984年出版的《當代的中國工藝美術》一書中作為全國82位有特殊貢獻的工藝美術家作了專題介紹。陳梅榮、施克儉等中青年藝人的作品也在全國多次獲獎。

設計工藝

產地

筆架山是賀蘭山前的一個險峰，距銀川市三十公里。由突兀陡峭的筆架山出發，沿著崎嶇的山路向西攀登，穿過濃密叢林，翻過層巒疊嶂，經過三四個小時的艱苦跋涉，即可到達海拔二千六百余米的小口子溝溝源，從這兒舉目西望，可見一條巖層，宛如紫色的彩云。這就是現今賀蘭石的故鄉。如果正值采石季節，還可以看到那隱現于云霧山中、險崖之上勇敢頑強的采石工人。唐朝詩人李賀所描繪的“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動人畫面，仿佛重現眼前。

據考證，賀蘭石已三易采地。清乾隆年間在筆架山前溝開采；清末在后溝找到了優異石層，今天我們還可以在這里見到舊時采石硐的遺跡；現今則移到賀蘭山山脊處的小口子溝溝源，這里石質更優，蘊量豐富。

雕刻

從賀蘭石雕刻成賀蘭硯，要經過八道工序。藝人們面對一塊賀蘭石石料，觀其質，量其彩，反復構思推敲，方才下刀。先順理走刀，粗鑿重刻，根據所繪紋樣或浮或鏤，俏出輪廓層理，然后再精雕細琢，揮藝傳神，刀畢功就，硯成方休。一方佳硯，藝人們往往要嘔心瀝血數月、以至年余。

解放前，已經奄奄一息的賀蘭石刻，隨著銀川古城的解放，重見光明。經過推陳出新，不僅雕刻內容和形式有了新的飛躍，而且技藝也日益純熟，顯示了相當高的藝術造詣。近幾年來，賀蘭石推陳出新，雕刻內容和形式有了新的飛躍，無論是“太白醉酒”、“赤壁懷古”、“松鶴延年”，還是“北斗七星”、“飛天樂伎”、“丹鳳朝陽”……都栩栩如生，巧奪天工，顯示了相當高的藝術造詣。以賀蘭石雕制的大幅豎屏，陳列于北京人民大會堂中，成為賀蘭石雕藝術的很大榮譽。

賀蘭石工藝制品，作為中國人民的友誼使者，博得了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歡迎。

發展

與全國其他名硯相比，賀蘭硯具有立體感強、生動粗獷的特點。遺憾的是，多年來賀蘭硯囿于傳統的雕刻風格和表現題材，沒有較大的改變和創新。在寧夏博物館、西塔文化市場上看到的賀蘭硯，非“龍”即“鳳”，還有葡萄硯、葫蘆硯、壽桃硯等幾類，其他題材的不多，有雷同之感。但也有例外，在銀川市新華西街“逸神館”陳設的硯臺，就給人視覺一新的感受。該店賀蘭硯采用清秀、細膩的淺浮雕技法，畫面突出意境和情趣。如一硯名為“松下論道”，畫里的3位古代文人在一棵古松下或坐或臥，一邊品茶一邊在談論什么，其間透著令人向往的閑適、淡泊之氣；一硯名為“二牛戲水”，畫以墨池為荷塘，其間只露出兩頭水牛彎彎的牛角和背．．．．．．這些典雅、富有文化韻味的硯臺，顯然更富有欣賞價值。

如今，一種名為“苴蕨硯”的石硯正在“入侵”寧夏賀蘭硯市場。該硯石材產于四川攀枝花，被運到安徽采用“歙硯”淺浮雕的技法雕好后，再運到寧夏充當賀蘭硯出售。苴蕨硯的特點是成本低，但其石材質量不比賀蘭硯好。賀蘭石的主色調深紫色沉著穩重而神秘，其上的豆綠色頗像翡翠；而苴蕨硯的本色比賀蘭石淺且發紅，其豆綠色有點發白。但由于這種硯畫面立意深遠，透著典雅、厚重之氣，卻易得文人的喜愛。

據賀蘭硯雕刻專家施克儉介紹，我區賀蘭硯的雕刻之所以不能脫“俗”，主要是缺乏人才。寧夏從事賀蘭硯雕刻的80%為河北人，且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傳統工匠。

如何突破傳統雕刻風格，拓寬表現題材，讓賀蘭硯更富詩情畫意，更具新意美感，這對促進賀蘭硯的發展和寧夏旅游業的發展意義重要。賀蘭硯雕刻技術人員必須增強危機感，積極創新更好的表現技法，善于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古典文學、唐詩宋詞中尋找新題材。另外，政府部門應重視對賀蘭硯整個行業雕刻人才的培養，培養一批精于繪畫與雕刻，兼具美學和文學等綜合素養的新型人才。

文物推廣

現狀

賀蘭石的輝煌和賀蘭硯是連在一起的，而寧夏賀蘭硯的發展是和跨越百年的“閆家硯”分不開的。“閆家硯”傳到第三代時，賀蘭硯的輝煌達到了極致。施克儉雕刻的《牧歸》成為寧夏贈給香港回歸的禮品、陳梅榮的“九龍套硯”被中國工藝美術館收藏、王文華的《牡丹亭》在“中國雕刻藝術節”上奪走特等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閆家軍”成了賀蘭硯雕刻的最佳陣容。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閆家軍”中繼續從事賀蘭石硯雕刻技藝的僅有閆森林、陳梅榮、施克儉、楊武、樊慶云、閆淑麗、張鳳玲、馬繼紅8人，這些人因為年齡逐漸增高而使人生出“閆家軍老矣，尚能刻否”的感嘆，賀蘭硯雕刻技藝以家族和師徒相傳的方式使其已處于失傳狀態。

2011年3月20日，從寧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傳出消息，寧夏賀蘭硯制作技藝已進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公示名單。“非遺”對賀蘭硯的拯救功效，并沒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大。后繼乏人依然成了“閆家硯”發展面臨的嚴重問題，收徒難成了現有傳人們的心病。65歲的陳梅榮是1964年入室“閆家硯”的，她是“閆家硯”唯一的女弟子，她一直希望能收到5個弟子，繼承賀蘭石的雕刻技藝，“但收徒很難，我們那時3年方能出徒，現在的年輕人坐不了這個冷板凳，他們巴不得3天就能掙錢。”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在有生之年能夠收徒5人，這個要求并不高，然而，這個要求又顯得那么奢侈。

閆淑麗是寧夏賀蘭硯“閆家硯”制作世家的第四代傳人。2008年，“非物質文化遺產孵化基地”入駐銀川文化城。兩年多過去了，閆淑麗想象中的美好愿景并沒有到來。21歲起就跟隨父親閆子江學習賀蘭硯雕刻技藝的閆森林，是“閆家硯”的第四代嫡傳人，可閆家的第五代人沒一個愿意從事賀蘭石硯雕刻。這些賀蘭硯的守望者，依然苦苦地守護在賀蘭山下的這一脈石氣邊。

美好希冀

賀蘭石作為寧夏“五寶”之一，成為寧夏地方名優傳統工藝品，寧夏本土的幾代工藝師們也創作出了不少好的賀蘭石作品，豐富了旅游紀念品市場。但是，賀蘭石創作也因對外宣傳力度不夠及創作形態單一等因素局限，一直沒有得到全國石雕界、收藏界的廣泛重視。機器制作的滲入，不僅導致了賀蘭石原料的浪費和價格的猛跌，對手工制作工藝也形成了很大的沖擊。據了解，寧夏市場上80%以上的賀蘭硯都是機制硯臺，價格從幾百元到一兩千元不等，但手工硯臺至少五六千元，這種價格上的差異導致手工硯臺市場嚴重萎縮。

針對這種情況，2011年5月15日上午，來自全國15個省區市的60多名省區級雕刻工藝大師來到銀川，正式啟動了中國寧夏賀蘭石（硯）藝術品、旅游紀念品設計大賽。和以往單純將賀蘭石的藝術表達方式定位成賀蘭硯不同，這次的創意大賽是突出賀蘭石，將賀蘭石的藝術創作載體擴大了。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外地的雕刻師已經逐漸走進了賀蘭石的雕刻行列，如甘肅成縣的陳旭聰、遼寧沈陽人石飚、師從陳旭聰的山東人林慶華、陜西定邊來銀川從事賀蘭石雕刻的王文華等，他們為寧夏賀蘭石的雕刻充實了力量。針對賀蘭石的藝術創作載體單純限于硯臺的局限，這次大賽不僅向全國的工藝大師廣發英雄帖，為他們搭建起擂臺，還將展示渠道拓寬。60多名省區級雕刻工藝大師深入賀蘭山區，了解賀蘭石的采掘歷史、賀蘭石文化歷史和技藝特點，走訪了賀蘭石加工企業，并和當地賀蘭石雕刻工藝師面對面對話，共同研究賀蘭石創作突破的渠道。同時，這些工藝大師一起啟動了賀蘭石（硯）藝術品、旅游紀念品設計大賽，并進行大賽評比，大賽作品將捐贈給寧夏方面收藏。

美譽

清末，流傳著“一端二歙三賀蘭”的說法。說明賀蘭硯在我國源遠流長的制硯工藝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它已與天下第一的端石齊名了。

一九六三年董必武副主席曾贊譽：

色如端石微深紫，

紋似金星細入肌。

配在文房成四寶，

磨而不磷性相宜。